蜀光中学自1924年建校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91年的历史过程，其间它从一个规模狭小、设备简陋的初级中学，发展成为一个校舍齐全、设备先进的完全中学；从一个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的普通初中，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著名中学；从一个地方中学，发展成为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91年来，蜀光中学为祖国培养了5万多名各行各业的人才。他们不仅遍布祖国各地，而且远及世界各国，为家乡、为祖国、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他们中间还涌现了大量的杰出人物，其中有革命烈士、政治活动家，有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有各种科学家、专家、学者，有各种艺术家、作家、表演家，有各种体育健将，还有各行各业的建设者、管理者，以及在各种岗位上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工作者和劳动者。
还应指出，蜀光中学也培养了教师们。蜀光中学前后有教师数以千计，他们在教学工作中也得到了成长和发展。他们或者成为终身的优秀教师，或者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工作者和专家、学者。
蜀光中学91年来的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以及它所做出的辉煌业绩，翔实地、详尽地载入了这本校史中。
为什么蜀光中学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做出如此辉煌的业绩呢?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
首先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8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没有蜀光的发展。蜀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蜀光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中国社会发展是蜀光中学发展的大环境和根本原因。
其次一个原因是学校的上级领导、学校的领导、全体教师、学校员工和全体学生抱着振兴中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思想，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才使学校工作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些原因读者自己可以从校史中去探索，我只想就一个原因谈谈我的看法，那就是校训“公能”在蜀光中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很多学校都有校训作为全体师生员工的行为准则，但实际上不一定起什么作用。往往形同虚设。但是蜀光的校训“公能”自提出以来数十年深入人心，历届学生对之印象深刻，其言行深受校训影响。“公能”校训原是老教育家张伯苓于1934年为南开中学规定的，1938年他担任蜀光中学董事会的董事长后，又把“公能”规定为蜀光中学的校训，并由新任校长喻传鉴书写“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八个大字嵌于墙上。校训并不仅是一句口号，喻传鉴校长在他提出的《三年改进计划》(把蜀光初级中学改为完全中学的计划)中具体规定了落实“公能”的一系列措施，包含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的“公能”训练，这同我们今天讲的全面素质教育在一般理解上确乎没有什么区别。“公能”可以说是对这种素质教育的最扼要的概括，最易于为人们所掌握和理解，最便于人们身体力行。
中国很早就有了把人的素质区分为公德和能力两个方面的做法，《周易·干》载：“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德”是品德，“业”是业务、事功，即能力。《礼记·礼运》说：“选贤与能”。“贤”是品德好，“能”是业务好、能力强。孔子把人的好品质区别为仁、智、勇，仁是德行，智是理性、智力，勇是品德，也是力量。孔子教人六艺，其内容与今天的德(礼)、智(书、数)、体(射、御)、美(乐)、劳(射、御)相当。后来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这三方面就是品德、专业和二者问题的解答。张伯苓提出的校训“公能”正是抓住了人的素质的这两个最基本方面——品德与才能，这是最简洁的概括。张伯苓当然不能以一个中性概念如德、品德作为校训，便以“公”来代表好品德，这也正是抓住了品德的精髓。所谓道德或品德，诚然有对己的问题，但更根本的是对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根本就没有道德问题，也就无所谓对己的问题。如何处理公私关系是伦理道德关系的核心，因此，中国传统道德把“公”(把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仁”(爱人)摆在突出的地位，提倡“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种观点贯彻了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张伯苓是现代民主主义教育家，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对人的素质的概括表现了高度一致。
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衡量文艺作品，也是衡量文艺工作者品质的两个标准，他把一个叫做政治标准，一个叫做艺术标准，前者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方向问题，后者是怎样为人问题，艺术水平问题。他指出二者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 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倾向。”(《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后来毛泽东把对艺术工作的要求扩大为对一切工作的要求，称之为政治与业务或红与专，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毛泽东选集》第7卷第351页)毛泽东所谓“政治”是广义的，即立场、方向、品德、目的，用一个时髦名词，即价值取向或价值观，他认为政治这个名词是会永远使用的，但内容会变化。换言之，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指任何人的活动都不会没有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而“专”、“业务”、“技术”指的是才能、能力、手段、方法，这是任何人的活动所不能没有的另一主要方面。正如轮船在大海航行，要从此岸达到彼岸，有两样东西缺一不可，一个是舵，一个是发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最喜欢使用的概念是德与才，叫作“德才兼备”。“德”指的是好的品德，即美德；“才”是能力。例如陈云说：“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陈云文选》第3卷第359页)邓小平说：“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邓小平提出的“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也可以概括为德才两个方面。上世纪90年代教育界研究热点之一的全面素质教育和江泽民多次谈到的人的全面发展，都可以最后概括为德与才两个方面，而各种好的品德中，“公”是主要的品德，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二者缺一不可，只要一个方面，或只强调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 当然，不能否认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德与才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能否认德与才的共同性，也不能否认各种公与能的共同性。以上的说明的主旨在于论证德才兼备或立足公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共同优秀传统，也是贯穿于蜀光中学两个时代推动蜀光中学不断发展的主要的精神动力。尽管中国的社会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蜀光中学的性质也因之发生了变化，“公能”校训始终在推动学校蓬勃发展，在推动广大学生茁壮成长。 前面已提到，当张伯苓把“公能”规定为蜀光校训时，“公能”训练就已具体贯彻于学校的教育计划之中，“公能”思想就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当我所在的高中1942届毕业时，就留下了“公能台”；初中1942届毕业时，留下了“公能路”，作为纪念。后来许多老师和学生回忆起在蜀光的经历时，都要谈到“公能”校训对他们的影响和作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百岁老校长陈着常，他在90岁诞辰之际写的《我与蜀光中学》一文，总结了他在蜀光无论是作老师还是作领导，十多年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践“公能”校训。他把这个经验概括为16个宇，那就是他的学生们深为赞颂的“立足公能，严格要求，勤奋学习，全面发展”。老校长陈着常百岁华诞纪念文集《期颐之光》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公能”校训，使这本书几乎成了一本“公能颂”。
事实告诉我们，关于“能”，没有争议，没有谁反对人都应有能力；关于“公”，争议一直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体主义(公)遭到许多诘难，有的人认为应该以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成为主导的价值观。但是蜀光中学的发展证明，“公能”校训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不但在民族解放斗争年代和人民解放斗争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年代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肯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公能”校训仍然是蜀光中学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在热烈庆祝蜀光中学校庆90周年之际，在反思过去90年的历史和展望将来的前景之际，蜀光中学一定会继续大力弘扬“公能”校训，使广大的蜀光学子把“公能”二字深深地永远铭刻于心并身体力行。
我充分相信，蜀光中学将在整个教育工作中，坚持老一代教育家们为蜀光中学铸就的优良传统，结合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把“公能”校训具体贯彻在全面素质教育之中，为祖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