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诺夫哥罗德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决定向基辅进军。他在占领了基辅以后又四方征讨，把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利安人、谢维利安人、拉迪来奇人等斯拉夫人部落及麦里亚人、维西人、楚得人等非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基辅罗斯。它实际上是后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共同的国家。这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早期封建国家。它的统治者们野蛮且贪图享受，沉湎于吃喝玩乐，而掠夺财富的手段十分残酷，其“ 索贡巡行”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最后引发了德列夫利安人与基辅罗斯的血腥冲突。德列夫利安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基辅罗斯的伊戈尔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则对德列夫利安人进行了多次罕见的残忍报复，大有不将其赶尽杀绝誓不罢休之势。而在基辅大公们攻打拜占廷的过程中，古罗斯人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野蛮和凶残，他们不仅疯狂地掠夺财物，而且焚烧教堂，毁坏宫殿，对抓获的战俘，“或砍杀，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杀，或投入大海”，真是残忍得无以复加。按拜占廷史学家的记述，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更是不屈不挠，骁勇无比，生性大胆而易冲动。基辅罗斯的史书上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战斗中“步履矫健，身轻如豹”，出征“不携锅灶，不煮食肉类，只把切成薄片的马肉、兽肉或牛肉，架在火堆上炙烧而食”，夜宿“不搭设帐幕，不铺鞍垫，枕马鞍，露天而眠。”
由此可见，一些人所说的俄罗斯人从蒙古接受的那些“丑陋不堪的东方因素”，实际上正是生活在东欧平原北部的古代东斯拉夫人所固有的特征。诸多地理、气候、人文、政治、经济等条件，造就了俄罗斯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其基本特点早已有之，并非从东方移植而来。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人二百多年（1243－1480）的统治，确实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严酷地破坏了俄罗斯本来不甚悠久的民族文化，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退缩的时代。不过，相对而言，蒙古人对俄罗斯在诸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并不太大，这是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难以与农耕为主的俄罗斯相融合，而且他们对俄罗斯人的统治是通过少数俄罗斯的王公贵族进行的，并未采取直接占领的方法。在社会结构集中于城市和耕地的定居农业社会与掠夺性的、以大草原生产方式为主的游牧社会之间，没有建构统一经济模式的可能性，并且游牧社会具有周期性掠夺、扩张的特点，急剧膨胀又迅速缩小，其在被征服国家的生存方式是寄生的，生产方式是停滞性的，没有与俄罗斯融为一体。但从另一方面说，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这种征战本身，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阻隔，也打开了俄国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开眼睛看亚洲，受到亚洲的吸引。
而且，蒙古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的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的许多管理国家的办法在俄国一直沿用下来。但总体而论，俄罗斯从蒙古接受这一切都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加之，蒙古崛起的时间并不久远，所以，它对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心理方面远不及文明古国拜占廷的影响那么深远。 拜占廷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然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东正教。由于俄罗斯人原来的多神教信仰十分原始粗陋，弃绝它并不十分困难，而且，古代的俄罗斯人享有发达的神秘主义直感，他们在实现由多神教向东正教的信仰更宗时，相对而言，进行得比较顺利。俄罗斯从拜占廷接受的东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世界观。俄罗斯人先知的预感，神秘主义沉思，启示心境，宗教使命感和弥赛亚精神显然都源于拜占廷的宗教和文化。
由于当时拜占廷的文化正处于鼎盛时期，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除宗教以外，当时在西欧广为流行的占星术，还有通灵术，以及字母、货币、建筑和装饰艺术等都从拜占廷进入俄国，所以有人说，俄罗斯在上述诸方面都是“拜占廷的女儿。”可以说，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拜占廷的人文精神进入俄国以后，逐渐深入到俄罗斯人的心灵之中，点燃了俄罗斯固有的多神教灵魂的神秘主义激情。也许，这其中才真正隐藏着俄罗斯人的历史的宿命。
甚至在拜占廷走向衰败以后，俄罗斯人仍把教会视为精神积极性的源泉，依然在追随希腊的传统。所以，要看俄罗斯人的灵魂如何，不应该仅仅从他们与谁相邻而居的地域的概念来认定，而主要应该看这一民族自身的文明发展历程及在这一过程中吸纳的适应其需要的影响。如果一定要说俄罗斯有两种灵魂，那么，并非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两种灵魂，而是东斯拉夫人固有的灵魂和东正教的灵魂，确切些说，是这两种灵魂的融合，这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异质性特征。 1240年蒙古人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并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了金帐汗国，从此开始了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蒙古人统治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主要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一模式又为以后俄罗斯国家的政权体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使刚刚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俄罗斯人急转向东，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阻碍了同欧洲的联系，这使得俄罗斯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扩大了。
虽然蒙古人统治罗斯长达240年之久，但始终没有使俄罗斯彻底东方化。因为罗斯人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俄语，仍然保留着东正教，即东正教的信仰。 1848年爆发的欧洲大革命，使俄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与没落。为了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降临到俄国，列宁选择了社会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而终止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脚步，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进程。二十世纪末期西方文化再次向俄罗斯发起冲击，尤其是苏联解体、俄联邦独立后，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自由派坚决抛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俄罗斯国家并没有“西化”，相反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机。普京上台后，不能说他将叶利钦全盘西化改为东方化，但至少在他的政策中加入了东方因素。经历了改革、失败、再改革的俄罗斯社会逐渐从“西化”的恶梦中清醒过来。为了“强国富民”，俄罗斯百姓甚至不惜牺牲民主、自由，要求“铁腕”整顿秩序。因此普京首先从恢复宪法秩序、整顿联邦体制入手，实行了兼有东西方色彩的“新政”。随着时间的推移，普京的“新政”已初见成效。东西方的文明通过普京的“新政”，又一次达到了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