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吴谢宇弑母案正式进入庭审阶段，有关这起惨绝人寰的弑母悲剧案再次进入媒体舆论视线。具体的“出事表”：2016年2月14日，警方发现谢天琴（吴谢宇母亲）被人杀死在教职工宿舍；经侦查发现，案发于2015年7月11日，与此同时，吴谢宇正式被列为有重大作案嫌疑者，此后三年多，吴谢宇一直逃亡，并销声匿迹，直到2019年4月21日，在重庆机场落网。
要知道，从吴谢宇被列为有重大作案嫌疑者开始，有关案情的各种传闻就已经开始发酵，直到吴谢宇正式被批捕，弑母悲剧背后的原生家庭之恶才进入后舆论阶段，但是在没有正式庭审之前，所有关于案情的信息增量也多是基于知情人的透露，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造成信息传递上的“失真”。
因此，要想将前舆论阶段的揣测和后舆论阶段的定性进行统一，就必须要依赖庭审层面的以正视听。并且，从吴谢宇落网到他正式直面庭审所经历的较长舆论空白期来看，也能说明案情并非只是“故事汇”描摹的原生家庭之恶那么简单，很可能另有隐情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弑母行为不仅只是法理层面上的不可饶恕，在道德层面也是泯灭人性的行为。所以即便是知情人对案情信息的边缘性释放，也会触发舆论的汹涌发酵。说到底，在弑母吴谢宇的底色里，他既是大逆不道，却也悲凄无限。
很多人说，吴谢宇是个狠角色，竟然能对自己的母亲下手。可事实上，他要是真的强大，就不至于以解决母亲的方式去释放内心的苦闷。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也可称得上是幸运的，毕竟能考上北大的人，也可算得上“天选之子”。
只可惜，从吴谢宇决定弑母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他令人艳羡的人生开始走向反面，并且基于他北大学子的身份，弑母的行为也激起人们对教育的再思考，所以就吴谢宇案的审理来讲，判决结果虽然值得期待，但是媒体舆论层面可能更想知道悲剧的源起及案子后续可能的走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最想知道吴谢宇的弑母动机，并且是从他嘴里讲出来才好，而非是心理专家解构的结果。因为，作为人的尺度来讲，弑亲的行为肯定不是理性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算是人性异化的结果，也就是弑亲行动那段时期，吴谢宇本身属于自我失控的状态。
不少论断将吴谢宇的弑母动机归结为“逃离母亲”的逻辑，也就是原生家庭之恶是主要的推动力。类似的分析肯定是有道理的，但也只限于分析层面的交流和解构，但凡将其过分的夸大和传播，就容易将原生家庭之恶推向不可原谅的境地。
可事实上，作为个体来讲，是不太可能选择家人的，只能是被选择的命运，这种情况下，就要更为理性的看待自己的命运，而非把所有的不幸都归结到原生家庭头上。所以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即便没有完美的人生，也要尽可能追逐完整的自己。
另外，吴谢宇的家属在面对他时最终选择原谅，并且希望判决能轻一些，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免除死刑，这就在于朴素的亲缘关系里，慈悲胜于一切。他（她）们知道谢天琴命苦，也知道吴谢宇大逆不道。但是他（她）们更想留下吴谢宇，让悲伤不至于逆流成河。
但是，就吴谢宇来讲，一定程度上已经“社死”，他除却要面对周遭的道德审视，更要背负一生的良心折磨。对于良心折磨来讲，可能有很多人不太认同，因为吴谢宇在逃亡的过程中，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工作场景，都相对氛围欢乐，这跟所谓的良心折磨好像不太搭调。
只是，这里更强调的是他隐藏于心底的悲凉，因为就算再怎么罪大恶极的人，都不可能面对自己的母亲时没有丝毫的变化。当然这些也只是隐秘的存在，也只是基于悲剧本身考量的存在，因为回到媒体舆论的视野里，人们更期待弑母者被重判。
与此同时，弑母悲剧之所以能触发广泛探讨，就在于它本身的破坏力是双向的：既包含对私域亲缘构建的冲击，也涉及对公域安危底线的触碰。但从媒体舆论审视的侧重来看，道德审判的认识更强劲儿一些，而法理层面的惩治始终没有具体的探讨展开。
这就在于衡量吴谢宇弑母案本身就是相对复杂的过程。吴谢宇本来是标准意义上的“别人家的孩子”，也是谢天琴活着的最大支撑，但是“这一切”也只是悲苦汤水里的香菜叶，闻起来美好，吃起来未必香。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还是要多重一些感受，少攀比一些成绩为好。
不得不承认，拨开吴谢宇弑母的具体是非，整体上去衡量案情时，吴谢宇的可恨和可悲永远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这里面不只是他自己的悲剧，也不只是他母亲谢天琴的悲剧，而是作为他（她）们母子在经历生活的困苦之后，彻底被生活之苦淹没，直至迎来反噬的杀生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