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2日，苏共中央接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后，迅速给予了答复。显然，中共中央的信函内容和措词使苏共领导勃然大怒。他们在复函中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
对于苏共来信的责难，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是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
1964年2月29日，时隔三个月后，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日29日的来信。复信中涉及“停止公开论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两党会谈”以及“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如边界、援助、苏联专家、贸易问题)”。中共中共在复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在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举行；中苏会谈后举行筹备会议，该会议由17国党的代表(13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尼、日、意、法)组成。
3月8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杨尚昆，转交了3月7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函，回答中共中央2月27日的信件。苏共中央复函认为，中共中央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加强公开论战，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运；拒绝改善苏中关系的建议，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责和诽谤性攻击。复函主张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筹备委员会仍由1960年莫斯科会议参加起草委员会的26国党代表组成，在1964年六七月召开；国际会议在1964年秋举行。苏共中央这封信对“要求(Требовать)”一词仍耿耿于怀，写道：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苏共中央2月12日的信寄给它。……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差别。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
5月7日，中共中央函复苏共中央3月7日的来信，驳斥苏共对中共的指责，指出苏共中央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完全是骗人的。复信中建议把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1965年)5月举行，而视两党会谈的结果再确定筹备会议召开的日期。至于国际会议，复信指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在复信的最后，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即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的信件，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5月7日的信件。希望苏共中央也能同我们一样，在苏联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6月20日下午，伍修权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转交来6月15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坚持要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
7月28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信中声明决不参加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复信指出：我们坚持主张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国际会议。我们决不参加你们的分裂会议。“你们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并要26国党代表于12月15日以前到达莫斯科，任何党不来，“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只要起草委员会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1965年年中召开。如有的党不参加，会议也不再拖延。
8月30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谴责其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重申中共中央7月28日复信中的立场，不参加分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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