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时候我去欧洲，游历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等国。中欧之间环境和社会的巨大差异让人感慨良多。特别德国，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生活条件比当时的中国要好很多。但也有和预想中的欧洲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例如意大利南部城市依然落后，那个因马纳多纳效力而闻名于世的那不勒斯，和当时的中国城市并没有太大区别。法国巴黎的环境卫生也远不如德国慕尼黑。而在阿姆斯特丹、在罗马和巴黎，我和同伴们均遭遇了盗贼，损失惨重。但总的来说，欧洲的经历是令人愉悦的，欧洲的发展程度领先中国很多毋庸置疑。从那时起，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变成这样呢？
2000年的时候，民主、自由、选举、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名词早就为国人所熟知。我也和很多人一样，将社会发展的差异归结于此。回国以后，我开始去尝试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并和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却发现原来以为显而易见的道理，现在变得不那么无懈可击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其意义也远不止我们通常认识到的这些。
另一方面，落后与挨打的历史以及对西方生活的盲目崇拜使我们变得自卑而又偏激。我们从过去的俯视西方彻底转变为仰视西方。在文化、心理、习惯、思维、学术上向西方全面靠拢，并开始抛弃自己的文化母体。西方文明固然有它成功的一面，却也有它与生俱来的不足。而中华文明有其僵化落后的一面，也有它恒久的魅力。我们的祖先告诉过我们要用一种中道理性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从俯视西方到仰视西方。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平视西方”。只有平视，才能理性；只有平视，才能交融；只有平视，才能创见。为此，我写了一部《“中国模式”纵横谈》的长篇连载。而其中着墨最多的一章就叫“平视西方”。
平视西方，不等于藐视西方。不盲目崇拜西方，不意味着漠视西方在历史上成功的事实。对于中国来说，只有真正把握住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崛起的历史文化内涵，认清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和各自优点，才能真正拥有“平视西方”的自信。因此本文将要探讨的，是西方社会在近现代的崛起，对中国，对整个人类社会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研究西方近代史，我们很容易有这样一种认识：西方的人都是自由的，所以西方社会更先进；西方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西方社会更先进；西方生活水平是高的，所以西方社会更先进。
如果我们对西方近现代崛起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可能是极肤浅且很不全面的。判断一个社会的好与坏，要看这个社会的运作机制是否有益于其族群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大利，是否能使每个个体的幸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能使人类整体之利和个体幸福得到不断提升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这一点在拙文《利——这就是人类的一切》、《国家的本质》中有详细的论述。这些能够使整体和个人之利不断提升的元素，才是西方崛起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所在。
在考察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区别时，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的方面，但归根结底在于创造力水平的巨大差异。人类在近三百年间的创造比历史上的总和还要多。这一点是我们认识西方崛起意义的关键所在。但西方的崛起还不仅仅是激发了人的创造力，更在于这些创造力被高效合理的运用，真正为人类“大利”的提升作出贡献。如果创造力总是用于毁灭人类文明，我们很难说这个社会是进步了。
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关键，来自社会的规则化。在《“中国模式”纵横谈》的“功能分化理论”一章中，我专门分析了规则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影响。其中的“货币返还实验”向我们清楚的证明了对于一个团体及团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规则社会和潜规则社会在获利方面的天渊之别（实验表明遵守规则时的获利可以是运用潜规则时的100倍）。个体的创造力，在一个规则社会中将得到几何级数的放大，并汇聚出惊人的能量。
规则社会中人的获利变得可预期，可计算，可管理，并且和人的努力与创造直接相关。这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创意，而规则社会又进一步使创造力引发类似核爆炸的链式反应，多级加强，最后再通过规则的引导使其形成较为同向的合力而不会相互抵消。西方的崛起从根本上来看是这种规则化所带来的创造力大爆炸的结果。因此，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民主而是法制。正是因为法制的不断完善才使西方社会变身为规则社会。我们时常感叹外国人对规则的遵守和国人对规则的漠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素质问题。而是西方人在数千年的探索中总结出的规则与获利的密切关系，并将其逐渐沉淀到了文化之中。
用规则而不是权力去引导人们的行为，使得给予人自由与公平成为可能，也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自由使人受到的约束降到最低从而最大限度的解放创造力，公平使人们更加安于在规则中实现创造而不是去打破规则和社会结构。权力的出现曾经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它用高度的组织化形式使得一盘散沙式的人类创造力得到整合与协同运用。在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规则社会之前，这无疑是最有效的人类社会组织方式。而即使在高度规则化的今天。人们仍然无法摈弃用权力来组织社会生产的模式，只是强调了权力的授予和约束。
社会规则化和自由化的结果，导致了科学的大发展。而科学的本质就是学术的规则化和自由化。这使科学成果可以不断提升和不断积累。而科学发展的程度又直接决定了人类的创造力水平。数百万年来人类为了改善生存条件，总是不断寻求提高自身能力的方法。从漫长的经验积累到形成以规律为指导的科技发明与实践，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提升。尽管我对迷信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持否定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赞赏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有很多人对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多党制，选举制，议会制赞赏有加，并将其认定为社会良性发展的主因，这其实是不太正确的。所谓民主制度只是一种形式。一人一票，或者几个党轮流坐庄就能使社会形态发生本质的改变的想法不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比较肤浅的。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从古到今，一直就是民主社会。所谓民主社会，是指社会的组织管理总是以尊重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尽管人类经历了漫长的阶层分化时期（包括奴隶制、封建制、君主制时代）。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层可以在不代表族群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成功和持久的统治。这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作为少数人的统治者打不过作为多数人的整个族群。不管你控制了军队也好，武器生产也好，资源也好，都不足以维系你的统治。因为你控制这些不外乎也是靠的人。因此你必须在乎被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中国古人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并不是说统治者应该很善良很道德，而是告诉统治者，只有你维护了整个族群的利益，你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统治和被统治实际上体现为族群内部权力和利益（也就是权利）分配的不公上。但这种不公得以达成，一定是在族群整体利益得到维护的前提下才具备可能。所谓独裁，正是用公共利益来绑架整个族群，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统治方式。这才是独裁社会的基本运作逻辑。但你不能因此说公共利益就不是利益。没有利益，光靠情绪煽动就可以让整个族群为其卖命，没有利益，光靠武力就可以使整个族群听命于自己，那都是些异想天开的事。
可能部分读者对古代阶层分化社会是民主社会的结论觉得很难接受。实际上只需要转变一下思路你就能理解这一结论：民主就是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对社会管理者投出反对票。只不过在阶层分化社会这种否定票的体现形式是暴力而不是纸张罢了。阶层分化时代的统治阶级不想自己被推翻就必须顾及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否则很快就会面临举行“全民军事大选”。
社会的政治架构除了提供公共管理服务以外，本质上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博弈的平台。虽然民众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国家的政治过程。但你的利益诉求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走向，当然这个你不是单个的你而是众多的你。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的变革的核心并不是实现了民主，而是实现了利益博弈的规则化、科学化和文明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西方社会制度其根本意义在此。
很多民主人士津津乐道的“宪政”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规则化的体现。规则化并不一定能维系公平和正义，但规则化使得利益博弈的方式和结果变得更阳光，所有人可以在一个有可预期输出的平台上表达利益诉求，而科学化则指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各种科技手段的运用等。在一个具备科学性的规则体系下，人们才能够进行稳定而高效的博弈。由于政治的本质就是博弈。既然有一个和平博弈的场所，人们就不再需要用暴力来表达利益诉求。这直接导致了利益博弈的文明化。演讲、文案、谈判等等博弈方式代替了杀戮与攻伐。尽管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也是“民主社会”但却做不到“文明社会”。民主的实现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破坏。人类文明成果和无数生命在这种破坏力下灰飞烟灭，令人痛惜。因此，这种规则化、科学化和文明化的政治变革实际上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一种巨大进步。
西方崛起的意义还不止此。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阶层流动性的凝固。这一点在欧洲中世纪贵族体制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九品中正制，印度的种姓制也都属于典型的阶层流动性凝固。在这些制度下社会不但被分为地位不同的阶层而且阶层属性完全血统来决定。任何人一出生就要么是贵族，要么是平民，后天的任何努力都无助于改变这一事实。这一点，身处职场中的现代人其实可以有深刻的体会。如果你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告知，你的岗位、职务、薪水永远都不会再变化，想必你一定会感到前途一片灰暗。这种阶层流动的凝固，隐藏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下层人士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通过暴力推翻当前的等级体系，重新进行阶层洗牌。在古代阶层社会中，中国的科举制度使下层人士获得了通过寒窗苦读改变自己阶层属性的上升通道。也就因此具备了相当的先进性。这种阶层间的适当流动成为了社会的减压阀。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西方近现代的崛起，并没有改变人类依然处于阶层社会的事实。人们根据财富的多少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和阶层利益。财富本身成为了新的阶层壁垒，产生了新的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等和利益分配不公。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但尽管如此，在近现代西方社会中，阶层的流动性却大大增强了。人们有可能通过奋斗——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经营——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乃至阶层属性。在美国，这种可能被冠以一个经典的称谓——“美国梦”。虽然将“机会均等”称为“平等”丝毫无法掩盖其阶层分化和不公的本质，财富本身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着人们的阶层属性，但西方近现代社会的阶层封闭性毕竟比之前的所有社会大大降低了。这毫无疑问仍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在古代，社会上层垄断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宗教等各种社会资源。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诗人大多都有官职，就因为只有上层人士才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而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权力和司法制度则往往受到宗教势力的干涉……这些都是阶层分化导致的结果。社会的各个领域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就无法得到良性的发展。西方近现代社会阶层封闭性的降低和规则社会的建立。使得不同社会领域的阶层垄断现象也出现了弱化。这使得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出现。那就是与阶层分化社会相对的“功能分化社会”。
所谓功能分化社会，是指各个社会领域有自己独立的运行规则、社会语言和系统标识。任何领域都不受其他领域的干涉，都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各领域之间只是互相服务的关系。科学终于可以以求真为自己的目标，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不再受宗教、政治的干涉。艺术终于可以以审美为自己的目标，艺术作品的好坏，艺术家地位的高低不再由政治或宗教来决定。法律终于可以以守法违法为自己的价值标准，法律判决仅由法律本身决定，不再受其他力量的左右；教育系统的办学方针、教育工作者的级别不再由政府来指定，受教育的权力也不再被某个阶层所垄断……这一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图景。整个社会被分化为各种功能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可以良好的运作。再没有谁可以跨系统决定谁，最终只能是政治决定政治，宗教决定宗教，艺术决定艺术，科学决定科学，法律决定法律，经济决定经济。整个社会进入真正的理性时代。
我们看到，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初步具有了这种特征。特别是政治和宗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退出了对其他领域的干涉和控制。这种变化无疑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其进步意义值得肯定。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当代西方社会在政治和宗教地位下降的时候，经济的地位却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对经济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使得经济领域具备了对其他领域的干涉能力，也事实上正在干涉着其他领域的独立和自由。不过，相比于历史上政治和宗教对其他社会领域的干涉。西方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程度毕竟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西方在近现代的崛起可能还有很多深刻的社会意义没有被本文总结到。但我们的确需要改变一提到西方社会，就只想到自由、民主、平等，多党制、选举制、三权分立这些显而易见的概念。多去思考其为人类文明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并以此为对照去反观我们自己的文明历史，从中发现我们的不足。
在结束本文之前，请允许我再啰嗦一句：请始终保持一颗理性中道的心来认识世界。如果你在看过本文后更加认为中华文明一无是处，那么，不是我们的文化母体真的一无是处，而是你缺乏一双发现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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