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主要经济思想
管子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在齐国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治国方略中，其大致涵盖了商品、市场、贸易、货币以及消费等诸多领域，内容极其广博丰富。其主要思想观点如下。
1、重视市场，发展贸易
管子所处的国家齐国，拥有优越的海陆交通位置，为开展商业贸易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先天的便利条件；同时，齐国在姜太公时期便有了重视工商业发展、富国富民的传统，管子在齐国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的基础之上，继承了姜太公工商立国的思想，为之后开展经济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管仲经济思想渊源于齐国优秀的商业基础、继承于姜太公的良好传统，结合了管仲自身因时因地制宜的经济实践而最终形成。
管仲非常重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他十分强调市场的建设问题，《管子・侈靡》中曾说道：“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市，代指市场、商业；劝，意为鼓励和促进；本指的是农业之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国家能够对于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鼓励和重视，商业能够兴旺发达，那么作为国家之本的农业也会随之得到发展。这在当时以农为本的社会当中是极其富有创见而难得的思想，对当时的齐国乃至后世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乘马》篇中也提道：“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对此，管仲要求在民之所聚之处都要有市，“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如果没有市场，人民的生产生活将难以得到保障，民生匮乏、民心失衡，国家则难以长治久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管子开放了国内外的市场，鼓励自由贸易。由于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盐业相对发达，所以管子特此规定鱼和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于产品出口到各国。
对于来到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管仲更是开门欢迎，并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在管子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引导下，齐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繁荣起来，特别是首都临淄，已经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
据《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临淄当时的人口之兴旺、城市之繁华。
2、控制财富，垄断经营
管子不仅仅是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去调配经济，同时也意识到了国家对财富的控制和管理的重要性。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会掌控绝大多数国家财富的主动权，但是管子并非如此。他意识到只有把切实关系人民生产生活的财富进行控制和垄断，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他对关乎国家和人民生活的重要财富如粮食、矿产还有盐等都利用国家调配手段进行了控制。
首先，管子充分认识到了粮食对于百姓生活的重要性，“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管子规定国家一定要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并根据年岁的丰歉和百姓的实际需要，通过价格调剂来保护百姓的实际利益，即如果遇到丰收年份，农民手中的粮食供大于求时，国家就会以通常的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以资储备；等到歉收之年，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高涨之时，再拿出余粮来平抑高涨的价格。
其次，管子对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支柱产业进行了严格控制，即“官山海”的政策。“山”指的是矿山资源，而“海”则指的是海洋资源，包括鱼、盐等。在兵戈相见的春秋争霸时期，兵器的好坏决定了一国的军事实力，所以铁矿的开发和利用则显得尤为关键。
在管子的建议之下，齐桓公对于矿山资源的开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可见齐国君主对于矿山资源的高度重视。
最后，管子意识到了食盐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的商品，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齐国地处海滨，有着丰富的盐资源，而地处内陆的其他诸侯国，则需要从齐国进口食盐，因此管子充分发挥齐国这项巨大的商业优势，对食盐进行严格专控，甚至要求各国以黄金购买食盐，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同时，管子归于国内食盐的买卖也进行了控制，即“寓税于价”，在无形之中提高了税收收入。“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
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
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通过适当提高价格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不仅可以避免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同时也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扩展资料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参见词条轻重理论），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
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管仲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