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找《论黑幕》，后来找到了，发在这里
论“黑幕”
1919年1月12日刊《每周评论》第4号
署名仲密
这两年来，中国忽然盛行一种书，名叫什么“黑幕” 。这类东西的内容，大家多已知道，不必再加说明。但教人奇怪的，是中国何以忽生出这一种著作。
记得从前流行的，有讲“左文襄” “彭刚直”的笔记小说，同说“某生”“某女”的艳情小说，据我想，这两种便是“黑幕”的根苗。原来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只晓得天下有一种“闲书”，看的人可以拿他消闲，做的人可以发挥自己意见，讲大话，报私怨，叹今不如古，胡说一番。思想本来简单，只晓得饮食，男女，富贵，鬼神这几件事，头脑又不清晰，夸张而且散乱。所以做成的书，若不是长张大页的说大话，自命不凡的说什么才子佳人，造成万言肉麻书，便枝枝节节记些不相干的小事，说是讲“国朝”或先朝这掌故。这两种人原只是一而二，二而一，合起来，便成了一部艳情掌故的黑幕闲书。
这种风气，并非近时才起，却是“古已有之” 。中国向来所谓闲书小说，本有章回体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与笔记体的《聊斋志异》 《阅微草堂笔记》这两类，在当时原是不足为奇。到了《茶花女》出现，却仍旧没有变动。欧洲文学的小说与中国闲书的小说，根本全不相同，译了进来，原希望可以纠正若干旧来的谬想，岂知反被旧思想同化了去。所以译了《迦茵小传》，当泰西《非烟传》《红楼梦》看；译了《鬼山狼侠传》，当泰西《虬髯客传》《七侠五义》看；又将查白士书店编给小孩作文练习用的短篇故事译成了《诗人解颐语》，当作泰西《聊斋》看。这类情形虽然可笑，却还该颂扬他大度；因为满肚子圣经贤传的人，居然肯拿点外国东西来附会，在中国还算希罕。
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技击馀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讲清朝真正掌故的书，又自成一类，不知出了多少。再一转变，将这两三种的分子，合成一起，于是乎出现了一种上文所说的艳情的掌故，换一句话，便是笔记体的淫书。
同是一样淫书，本来分不出什么好歹。但这种实录的东西（这单说所指的实有其人，描写的事自然也是虚构），比虚构的更为恶劣；因为中国人好谈人家闺间的这个坏脾气，十足发露了。虚构的只讲得闺间的事，实录的所讲却是人家的闺间的事了。不但单喜讲下流活，并且喜谈人家的坏话，这正是一种堕落的国民性。
有人说：“他们的这种书，是意存劝戒，未可厚非。 ”但我要问：中国有哪一部淫书，不说是意存劝戒的？写造因的时候，讲一大堆坏话，记受报的时候，又讲一大堆坏话；这一往一来，便成立了他的所以为淫书的骨子。正如中国卖春药的广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的丹药，是广嗣灵丹，可以免人不孝的话一样巧妙，手段虽然极工，却不能不说是堕落的一个征候。
但我们对于这一班做“黑幕”类的人，却也难于十分责备；因为这也不是他们创始，正是“古已有之”，他们无非又复了古罢了。艳情的掌故，起源本来很早，文人著作里，大约总有几句，但只是略抒抱负，未能十分发扬光大。古来既有这一种子，所以现在的张三李四便都利用了他们世传的才能，做出著作。譬如先天梅毒性的人，一到成年，免不了发病，掉落鼻子，未必定是他们自己的罪；在我们看见，对于他们的运命，应该生一种哀怜的心；但对于我们公共的社会的运命，却不免生一种恐怖忧虑的心了。
我们决不说黑幕不应披露，且主张说黑幕极应披露，但决不是如此披露。我们揭起黑幕，并非专心要看这幕后有人在那里做什么事，也不是专心要看做那样事的是甚么人。我们要将黑幕里的人，和他所做的事，连着背景，并作一起观。这人是中国民族，事是他们所做的奸盗诈伪，背景便是中国的社会。我们要看这中国民族在中国现在社会里，何以做出这类不长进的事来。这所做的事，只是结果，不必详说。我们最要注意的点，是人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换一句话，便是人的遗传与外缘的关系。中国人的根性怎样？
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总而言之，这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但这个黑幕研究，可是极难。第一，做这样事，须得有极高深的人生观的文人才配，决非专做“闲书”的人所能。第二，研究的范围大了，不但奸盗诈伪应该归入，便是中国极常见的夸大狂，色情狂，背德狂的文人学士也。应该一律收入。研究这事，必用一副医学者看病的方法，这更不是患先天性的精神梅毒的人所能了，这事所以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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