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之后中国经济地理的分布与结构

到解放之前

不要baidu复制的

我国1949年前的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变化,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界点,之前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之后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产业结构与布局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农耕和畜牧业生产,黄河流域是我国最早最大的农业生产中心,也是世界古代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早期汉族活动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春秋战国时期到东汉,农耕生产向西扩展到青海湟水流域、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少数绿洲,向西南扩展到成都平原,向南扩展到江淮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两汉以后到两宋时期,在中华民族的内部融合过程中,曾有几次人口的大批南移,不仅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和经济有较快发展,而且,移民也涌入珠江流域,全国的经济重心随之由黄河中、下游地区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明代,从黄河下游地区向东北南部地区的移民大量增加,辽河流域的农垦因之也有较大发展。
中国古都曾多次变动,从西安到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这一历史顺序既标志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更标志经济重心的转移,也是古代中国产业布局变化的重要标志。
在漫长的历史中,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封闭性的国家,一个神秘的大国。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曾是汉、唐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唐代以来,特别是明代,我国东南沿海的泉州、福州、温州、明州(宁波)、广州、扬州港口城市的出现,曾打开了海上门户,都起到了与国外交流的作用。但是,封建社会的封闭性限制了它们应起的作用,与东方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等重大技术发明,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引起西欧那样的产业革命。古代历史充分证明,凡是比较开放的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就比较快。
在封建经济的长期发展历程中,汉、满、蒙古、藏、回、壮、维等50多个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大地。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疆地区,以牧业为主,兼有渔、猎、耕种等经营;汉族则以种植业为丰,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及内地平原和盆地。各民族的消长和融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同时也是在经济上形成统一整体的过程。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人口数量上,汉民族是先进的主体民族,是形成东方大国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不同,各民族地区的产业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也极不相同,产业布局的地域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汉族地区面积较大,自然条件又比较优越,经济发展的水平最高。
大运河、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炼铜、炼铁、陶瓷、刺绣、制糖、制茶、造纸等手工业生产,粮食、蚕桑、水果的集中产地等,多出现在汉族地区。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三角洲、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均为农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的人口密集的地区。但是,尽管地域经济差异如此鲜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是全国各地产业的共同特点,商品经济不发达,自产自销为主。
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约在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在我国萌芽,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也有相当发展。手工业方面出现了纺织、制茶、制糖、碾米、陶瓷等生产中心,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养蚕业、丝织业,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平原的植棉业、棉纺织业,粤、闽、台的甘蔗制糖业,湘、赣、皖、浙的制茶业,景德镇、宜兴、醴陵的陶瓷业等,均驰名国内外,标志着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开始形成。但是从全国来看,仍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并不占主导地位,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劳动地域分工仍处在萌芽阶段。闭关自守的政策限制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变革。地区之间联系主要是“官马驿道”,交通工具是“南船北马”。内地虽已建成北京、南京、洛阳、开封、西安、成都、武昌、长沙、杭州等一批古老城市,但大的经济中心并未形成,多半是政治、文化中心。沿海港市虽已出现广州、泉州、福州、明州、温州等处,但受明末清初“封禁”政策的影响,盛衰起落不定,发展迟缓。

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产业结构与布局
当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期,中国要长期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几百年的闭关自守政策,使中国落后了。当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矛头都指向中国的时候,国门被冲开,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产业发展和布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产业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虽然出现了现代工业与交通运输业,农业商品化也加深了,但发展速度迟缓,对外依赖性极大,产业结构极不协调,再加连年战争的破坏,产业发展很不稳定。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
(一)产业发展的迟缓性
中国现代工业的出现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先后在沿海和少数内地城市出现了一批机械、煤矿、冶铁、石油、铜银铅矿、缫丝、印刷、织布、造纸、火柴、面粉等“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企业。帝国主义也纷纷在沿海及内河港口投资设厂,控制我国的现代工业,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与消极影响,国内的不统一和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等影响,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极为迟缓。l94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中,除原煤产量仅占世界1.98%以外,其余都只占1%以下。
在农业方面,我国虽然出现了棉花、大豆、桑蚕、烟草、茶叶、禽蛋等商品专业化地区,但又受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影响,生产极不稳定,农村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粮食产量在历史最高年(1930年)不过l50O亿公斤,1949年更降到1132亿公斤,人均仅209斤,每年都需要进口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
我国现代化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是缓慢的。从1876年在上海修建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到1949年的73年中,全国只修建了21800千米铁路,铁路密度不到O.23千米/百平方千米。内河通航里程仅7.36万千米,有一半以上的县不通汽车。民航航线仅有1万千米左右。原始的木船、牛车、马车、手推车,甚至肩挑背驮仍是中国广大地区主要运输方式。
现代工业和港口的出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汉口、沈阳等城市都迅速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城市化的水平是非常低的。
(二)产业的对外依赖性
这既表现为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也表现为对资本市场的依附。l936年,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总额占全国工交投资总额的70%以上。外资垄断了全国生铁产量的86%,钢产量的88%,煤产量的56%,发电量的76%。到l944年,外资几乎垄断了所有工业部门。现代交通运输业,一开始就在外资的控制之下。1931年,外资控制的铁路占全国铁路长度的84.3%,1937年更增至9.7%。农业虽仍以小农经济为主体,但由于商品化的加深,帝国主义对我国农业进行掠夺性和强制性种植,农业也处于外资控制之下。
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控制更为明显。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充斥市场,每年进口的工业品,从洋钉、洋火(火柴)、洋布到机器设备无一不有,其中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占抗战前的10年间年均进口总值的1/5;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束缚,处于依附地位。
(三)产业结构的片面性
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之间、农轻重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失衡。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很大比重,作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工业十分薄弱。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农业占70%,工业仅占30%。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占26.4%。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为70:22:8。这种比例关系说明,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农业、工业的内部结构也极不协调。从农业看,尽管我国有面积广大的山地、草原和辽阔的江河湖海水面,但在农业的部门结构中,林、牧、渔、副业的比重很小,仅占1/10土地面积的耕地产值,种植业则占农业的极大比重。1949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82.5%,牧、林、渔、副业各占12.4%、6%、和4.3%。
从工业的内部结构看,1949年重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6.4%,其中主要是采掘工业原材料初加工业,而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装备的机器制造工业产值则微乎其微。汽车、拖拉机、手表等产品都不能制造,仅能为进口机器的装配和维修服务。
(四)产业分布的不平衡性
旧中国工业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在沿海地区内又集中在几个外国资本控制的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这也是旧中国工业布局的特点之一。
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我国东北形成了包括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大连等城市的南部工业区,其1943年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生铁产量占88%,钢材产量点93%,机械占95%,电力占78%,水泥占66%。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无锡、镇江、南京、南通、杭州等城市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轻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集中了占全国半数以上的纺织、面粉、卷烟、火柴、蛋品加工等工业。在华北,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北京、塘沽、唐山、秦皇岛的北宁铁路沿线;以青岛为中心,包括博山、潍坊、济南的胶济铁路沿线也都建立了纺织、食品、煤炭、铁矿等企业,初步形成两个工业地带。南部沿海的广州一直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丝织业和手工业工艺品的制造中心。
内地仅有武汉、重庆、太原、昆明等几处规模不大的工业城市,以冶金、机械和纺织为主。
东部与西部或沿海与内地产业布局的不平衡,以及生产地域类型的分异,有着多方面的成因,包括自然条件、经济、政治、民族以及历史等等许多方面。
从旧中国近百多年的产业布局变化来观察,社会人文的原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主要是以沿海地区为桥头堡和根据地,同时对外依附性极大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主要以沿海地区为活动中心,开商埠、建工厂、修铁路、发展商品化农业区,这就形成了沿海与内地产业布局的极端不平衡。
另外,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实行经济上掠夺和政治上压迫的政策,也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因而更加重了产业布局的不平衡性。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产业布局畸形状态,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任务。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9-06-28
东南富,西北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