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上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迫在眉睫了。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扩展资料：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抗日逼蒋方针，推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时候，蒋介石于1936年10月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张学良和东北军，同日本有着深刻的家仇国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
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陕北“围剿”红军中，屡遭失败，损失了近3个师的主力部队，2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蒋介石趁机取消了东北军3个师的编制。
东北军官兵深受国土沦丧、家破人亡之痛，民族意识强烈，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抗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对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逐步同共产党和红军建立了联系。
1936年春，西北军和红军首先商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准备共同抗日。同年2月，中共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谈判，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合作的协议。
3月，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晤，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双方加强联系，但对中共抗日反蒋主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在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协议。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尚有民族意识，应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谈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抗日准备工作。这样，红军与国民党军团结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局部地在西北地区建立起来。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了“兵谏”。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一些资料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与杨虎城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