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昭烈帝刘备死前的"白帝城托孤"，将后主刘禅连同蜀汉江山，一同交付给丞相诸葛亮照管。刘备甚至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一幕流传千年，成为令无数后世君臣士子感怀的千古佳话。同时亦有许多人认为刘备并非真心，甚至断言在一旁一定埋藏了多少刀斧手，称诸葛亮一个应对不好，便要人头落地云云。其实，这不免是以己度人，以凡人之心，而度英雄之腹了。
刘备原是立志匡扶汉室江山的英雄义士，以此屡败屡战百折不挠之志，深得天下人认可，并一直自诩
【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蜀汉昭烈帝：刘备
当刘备病终于白帝城时，刘禅已满16岁，已接近成年，按两汉诸帝故事，完全可以亲政；之所以刘备要让诸葛亮摄行全部军国大权，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丞相、如辅佐自己一般来辅佐刘禅。
就是因为他知道，不论是传承自己匡复汉室、中兴汉业的理想，还是以划地自守、保西蜀基业为现实要求，诸葛亮原本就是远比刘禅更强得多的人选，是以又何必定要强求刘禅继承权柄、威福自专？
乱世并非大一统王朝治世，没有足够能力继承君主之位，亦如小儿持万金于闹市，为子孙后福计，亦非明智之举。正如陶谦和刘表临终前，让州牧于刘备的举动，同样亦是迫于情势无奈之下的真心。
若以刘备奋斗一生到终点，只为营营苟苟如何割据一方，以国家州郡传及子孙为私产；以为他和诸葛亮的不懈努力，仅仅是为了维护刘氏一姓去代代不易当皇帝做江山的权利，其实反倒是将他们的志向格局看得太小了。
诸如“白帝城托孤阴谋论”，以为此言只是刘备耍权谋、试探和要挟诸葛亮，才是对此君臣鱼水二人人格和胸怀的侮辱。
如诸葛亮这等千古无双国士，若以权谋小道试探之，反而适得其反，徒伤其心。若做如是想，不免是以凡夫私心而度千古英雄肺腑。
此时的蜀汉政权，不论疆域、兵员、人才，和几年前的巅峰时期相比，皆只剩下一半甚至更少。，几乎是一份几近亡国的烂摊子：
夷陵之战，蜀汉四万中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沙摩柯部武陵蛮军一万同样全灭，黄权部江北军投靠曹魏，再加上其余部队的损失，东吴方面宣称此战共俘斩蜀军八万人，虽可能有所夸大，但对新生的蜀汉政权之重创，确系元气大伤。
之前关羽军团（含三万野战精锐和数万留守军团）的覆灭，加上夷陵这场惨败，蜀汉损失兵员总计在十万以上，同时首席大将关羽、谋士马良战死，关平、冯习、张南、傅肜等军中一线骨干战死，大将张飞遇刺，谋主法正、尚书令刘巴、大将马超、黄忠病死；大将孟达、黄权投魏；荆州三郡（南郡、零陵、武陵）和上庸郡丢了；南中三郡（越嶲、牂柯、益州郡）反了；
这种烂摊子，和袁绍死前的河北四州、鄱阳湖大败后的陈友谅政权一般无二。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之言：“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白帝托孤，正是刘备经历惨败后，痛定思痛，彻底摈弃个人私心，重拾早年情怀的高义之举。
如此方是“示天下为公”，让诸葛亮但凭己意，自取蜀国江山，正是出于真心实意的诚挚，非为刘氏一姓产业。
而这句话，连同对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告诫，也就明确了其后诸葛亮在蜀汉政权对天子刘禅“如相如父”的相父身份，对百官群臣生杀予夺的君主大权。
可以说如无诸葛亮鞠躬尽瘁去为其续命，刘备的历史地位未必强过袁绍或陈友谅，阿斗只好去比陈理吴世璠。
光是为了恢复元气，筹集南征收复南中需要的军力财力，诸葛亮就忍了快两年。甚至为了安抚预谋造反的牂牁太守朱褒，不惜难得违背一回法度，杀了益州从事常房的两个儿子。
蜀汉没有一战而亡，全赖刘备临终省悟，白帝托孤，示天下为公，让诸葛亮得以毫无掣肘地施展才华，白帝城托孤成为千古佳话，极大提高了刘备本人的历史评价，让他获得了远高于其本身功业的身后之誉和历史地位，确实是名至实归的。
是以白帝城托孤，名为托孤，实为禅让，刘禅仅仅继承了蜀汉皇帝的名号，诸葛亮才是刘备真正属意的实际继承人。
刘备死后，诸葛亮大权独揽，在整个蜀汉说一不二。可他却始终没有坐上那把龙椅，谋反篡位，取刘阿斗而代之。对此，后世众说纷纭。
其实哪怕不考虑诸葛亮本人卓越的政治操守和高尚的个人品行，仅仅以政治家的利害和立场去衡量，道理也很简单，正因所谓“谋反”，即“图谋反叛”之意，后面的宾语，无非国家、君主。如果本身就是实际君主，又何必谋自己的反，篡自己的位呢？
如果按将那些汉末群雄，如袁绍、孙策、刘表、刘璋，都视为诸侯和君主的通行认知标准，蜀承汉制，而汉制称列侯而为丞相者，是为“君侯”，法理更高于汉末那些作为“使君”的诸侯。
作为蜀汉丞相、录尚书事、开府、益州牧的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全面掌握蜀汉政权一切权利，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君主。
正如汉制，相府属官需视丞相为君、州郡属官需视牧、守为君一样；蜀汉各重要官员，为诸葛亮以丞相和益州牧的名义去任命，是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因此亦需以诸葛亮为主公，需对他尽相应的君臣义务，这亦是自刘备白帝托孤起，为当时天下人一致认可之事实。
曹睿也好，孙权也好，魏国和吴国的大臣也罢，都一致认同诸葛亮是和曹睿、孙权身份等同的政权首脑，而非刘禅。
曹魏时人说雄心壮志，动不动就是斩“权、亮”之首。吴国和蜀国缔结两国盟约，盟书里直接就写上“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而不提刘禅半语。
虽然名义上都是“大汉丞相”，可诸葛亮和汉武帝那些想杀就能杀、想换就换的大汉丞相，能是一回事么？
223年-234年时代的蜀汉，即刘禅为天子、诸葛亮为实际君主的时代。
蜀汉君丞相：诸葛亮
评价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功过是非，同样是以如周公、霍光一样的摄政君主为标准，而绝不仅仅是如管仲、萧何、王猛等良辅大臣为标准。
历朝历代，从来并非有个“皇帝”“天子”名号，就等同掌控了国家的君主。相反，仅仅有名而无实的皇帝，若欲从实际的君主处夺权，才是真正的「谋反者」。
仅仅以为有一个皇帝名号，就理所当然应该被全体帝国臣民拜伏和忠诚的，是标准的小学生思维。大臣忠心于帝国和社稷，亦不代表定要忠诚于皇帝本人。
当这个皇帝为了夺权，实际上做了破坏帝国统治秩序、危害帝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危险行为时，便理所当然成为帝国公敌而被废除，如霍光废刘贺例。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是以，若后人以为诸葛亮揽权而不归政，便或有异心反念，并非忠臣云云，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若刘禅自以为身为皇帝便当如汉武帝一般总揽大权，可以对诸葛亮这个丞相生杀予夺的话，那么他才是背叛了其父刘备的遗志，实为蜀汉政权真正的「谋反者」。
那时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训就可以派上用场，改换鲁王刘永或者梁王刘理来当这个礼仪性“祭则寡人”的天子了。
幸好，刘禅论才智虽仅算平平，却谨遵父训，亦是具备充分的自知之明。终诸葛亮一生，谨以父事之，满足于做一个礼仪性的天子，丝毫没有任何争权意图，确实不负刘备和诸葛亮对他“气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天资仁敏，爱德下士”的好评。
蜀汉皇帝：刘禅
其实诸葛亮性情秉承秦汉风骨，作风豪爽豁达，从来不是后世那种忧谗畏讥之臣。
他在书信里一般称“吾”、与盟国君臣的书信还谦称“仆”，对后主称“臣亮”，而对诸下属亦敢自称为“孤”，以当时论并没有任何程度的悖逆。
他不止和东吴君臣各种通好，涉及两国重要人事安排等话题亦不避嫌和顾忌；即使和敌对曹魏诸重臣也常有书信往来。
“十命可受，何况九锡”这种话，诸葛亮敢写在和政敌李严的书信里，蜀吴两国盟约只字不提刘禅，反而大赞诸葛丞相，虽是吴人所拟，也必然经过诸葛亮本人认可。
后世那些君权集中强化时代的君主大臣们，显然是难以理解刘备和诸葛亮的以天下为公的大无私的，甚至连刘禅这个“凡人”他们也理解不了。
于是清代那个被一些无良文人吹嘘的康熙，就公然质疑过“白帝托孤”，蔑称「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可说此人甚至不及晋武帝司马炎的眼光。
晋武帝司马炎：【善哉，使我得此人（诸葛亮）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当只有区区几百年历史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都成了大众印象中的君臣法则时，
当连宰相的存在都不能容忍，皇帝非要抢宰相的活来干，以为一天批阅无数奏折才算“劳模”才算“好皇帝”的理念贯彻朝野；
当一群名为“阁老”“军机大臣”实为君主私人秘书的僚属，代替了秦汉开府“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君侯时；
因此，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两相对比，
《三国志》：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演义》：【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正是君权极度集中和强化的后世，再难理解秦汉风骨的豪迈爽朗，因此《三国演义》才把诸葛亮丑化成了一个符合后世认知的兢兢战战、忧谗畏讥之臣。
岂不知秦汉的丞相三公长身跪拜君主，君主同样要长跪还礼。重臣们朝见完毕离开，君主同样要起身送到门口。这等君臣敌体，如宾主互择的汉官威仪，是后世那些迎面三跪九叩、奏对时诚惶诚恐的臣子所能想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