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箭，飞刀，狼烟，石头古人传递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飞鸽，烽火，快马，暗号，手语，书信，旗帜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在历代长城修筑过程中都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据险致塞”。一是根据地型来构筑工程。二是充分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敌人。长城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兵营、卫所、墩台、烽堠和观察、通讯等综合功能，形成了古代最为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设于长城内侧的烽火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过发掘获得了汉代木简三万余枚，并发掘了烽燧遗址，对我们了解汉代烽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木简可知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管理极严，号称“烽燧万里相望”，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举放烽火，昼夜不同，白天放烟，夜晚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敌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记载了当时朝廷制定的临敌报警和举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该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情况下，各塞举放烽火的类别、数量、传递方法以及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细则，就连燧长有病请假都要经上级批准。这种信息传递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仅仅一天的时间，这一信号就从河西传到几千里外的辽东。由于烽燧报警的迅速及时，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传递军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达深刻复杂的军事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为严密的驿传制度和烽燧报警配合使用。
西周时期，为了适应周王同诸侯之间联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备良马周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当时的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递官府文书。除宋朝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私人书信只能托人捎带。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一处秦代墓室中发掘出两件木牍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惊”联名写给一个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惊”写给“中”的，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家书实物。据估计这两封信是由同在军中服役期满后返乡的同乡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难，由此可见。
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在明永乐年间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组织称“麻乡约”。后来就形成了专业的民信局。
邮驿通信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成为我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岁月流转，那些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现代化通讯方式所取代。传路等 一般认为，邮局是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创立的。居鲁士统治着一个疆土广袤的大帝国，由使者传递书信和信息已经不能适应帝国的需要。为此，他建立了一个由许多驿站组成的邮递行政部门，这便是最早的邮局。这些驿站间隔一定的距离，负责照料每日跑完一站路的驿马。
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了邮政制度，到唐代基本完善。元朝还整顿了连接东西方的驿站传递制度。
公元前31年，罗马人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仿照这样的机构，建立了公共驿站。站里备有喂足草料的驿马和供过往官员住宿的客房。
在中世纪，罗马式邮局已经消失，修道院遍布欧洲。修道院之间的通信通过使用称为撀尥祭瓟的羊皮纸卷进行。第一个修道院在纸卷上写上他们的传言，送达的各修道院再加上他们的传言，从而使纸卷越来越长。例如，传送圣·维落尔修道院院长死讯的纸卷长达9.5米，宽0.25米。人们称之为修士邮局。
大清邮局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5年），是清代上海地区十三家主要的通邮站之一。经历了民营的信局-外国邮局-文报局-海关邮政-大清邮政等不同阶段。他是目前华东地区唯一留存的清朝邮局遗址，也是近代中国邮政历史的缩影。
1878年（清光绪四年），烟台“华洋书信馆”在周村设立分馆，是为淄博地区大清邮政 机构的前身。1900年底，周村大清邮局开办。1902年，博山二等大清邮局设立，附 设八陡、西冶街2处代办所，并设信柜5处，有村镇信差2人，另有通沂水、王庄信差2人 ，通莱芜、泰安信差4人。1904年，临淄西关广顺号、卫生堂药店设邮政代办处。翌年 ，桓台设三等邮局，张店、索镇设分局。张店大清邮政分局设在原张店街里东四街，为商家 代办，办理信件和汇兑业务。时周村、淄川、新城（桓台）索镇、张店等局隶属济南总局， 博山、临淄、金岭、淄河等局隶属青州总局。
辛亥革命以后，“大清邮局”改称“中华邮局”。邮局内部设邮务员、邮务佐、邮差、局役 四级。原张店大清邮政分局，迁至南北街。
1919年1月，临淄中华邮局在临淄城建立，始为三等邮局，翌年10月升为二等邮局， 乡间设辛店、淄河店、孙娄店、西古城4处分柜。1920年8月设立桓台县邮局（三等局 ）、张店邮局（三等局，后升为二等）、周村邮局（二等局）、博山邮局（二等局）。桓台 县邮局在北石桥、曹村扒头桥设信柜，属商家代办。
1921年，博山邮局增设村镇巡外邮差2人，分南北2路，3日巡行一周。西河、源泉、 八陡、夏庄、邢家庄均设信柜。
1924年，张店中华邮局改为二等二级局，租用民房3间，经营汇票、保价信、平信。南 定亦设邮政局。
1926年，张店邮局迁至原张店二马路（今西一路），并增设包裹邮寄等业务。同时在福 胜里、卫固设置信箱，马尚、卫固分别设立邮寄代办所，办理小额汇兑业务。
1931年，辛店分柜升为辛店邮局。
1943年，铁山、卫固、石桥设邮政代办所，后改为邮务所，办理小额汇兑业务。
1945年，张店、南定均为二等乙级邮局。张店邮局配有局长1人，邮务值2人，信差3 人，苦力4人。昌城、马尚亦设有邮政代办所。
1948年3月，淄博全境解放，“中华邮局”即被战时邮局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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