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艺术理论论文是: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时空想象。到地方性文化与全球系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中，有一些与作为整体的全球系统的反应和解释有关。更具体地说，全球化包括了这样的压力，它迫使社会、文明和传统——既包括“隐蔽的”传统又包括“发明的”传统——的代言人转向全球性文化场景，寻求被认为与他们的认同相关的思想和象征。在“中国·绍兴文化周”的仪式展演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绍兴的地方性知识的形成过程，而这种地方性的知识却被吸纳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更具有理性化的话语中，为关于发展、进步的现代化想象的话语所建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地缘政治界限内所酝酿的社会生活形式，实际上已经扩展成为跨国的、乃至全球性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想象所生产的现代化工程，迫使本土的人们朝着西方主导潮流已经设计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目标，权力政治与资本常常是代替地方性文化说话，将他们的知识与历史翻译成为符合现代化目标的语言，并且利用这些历史与文化的翻译使权力政治与资本对地方性知识的干预具有合法性，进而获得民间的认同。王晓明在《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王晓明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导论”中曾经分析90年代初开始冒出的一种新的“思想”，笔者在此基础上概括为：现代化诉求，物质利益的渴望，权力与资本共谋的合法性论证，漠视社会的自由、平等与公正，传媒与权力政治的利益与共.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属于一种大写历史（History）的叙事方式，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叙事方式挟持再生产大写历史之假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那些不适合大写历史理念的他者——比如民间宗教或者秘密社会——则被大写历史所忘却（obliterate）和谮用(appropriate)。即便在国族大写历史的理念没有受到挑战的时候，这种中心化的辩护者、集权论的叙事已经摧毁和埋葬了一个现代国族成长的替代性叙事途径。见Prasenjit Duara，1995，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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