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高人进

Question

20世纪初，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为传播之际，康有为等人主张君主立宪，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统治
问：分析中国当时需要什么，改良还是革命..我要500到一千的论文..给材料后论文都可以..

Answer 1

民主革命与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八国联军乘机侵略中国，先后攻占天津和北京，慈禧逃往西安，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于1901年9月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晚清以来丧权辱国最为严重的《辛丑条约》。民族危机更趋深重。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才能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民主革命思潮因之兴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们在对清王朝进行武器批判的同时，又运用批判的武器，围绕三民主义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论战。革命派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派别。与此同时，为了弭灭革命，拉住改良派，清廷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君主立宪思潮因此兴起。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这时因主张君主立宪而成了立宪派，他们要求在中国建立英国式的虚君制立宪制度，并与主张仿行日本式的二元制立宪制度的清政府围绕立宪问题进行过斗争，发动过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但请愿的结果是"皇族内阁"的出笼。立宪思潮因此衰落下去。而革命成了历史的最终选择。

第一节 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

一、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民主学说的传播

自洋务运动起，清政府就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但人数较少。进入20世纪后，由于清政府实行所谓"新政"，推行奖励留学政策，除官派外，还鼓励自费留学，特别是1905年宣布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到海外留学的人数急剧增多起来。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的国家主要是欧美，那么，这时留学的国家主要是日本。日本这时之所以会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学生的主要留学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日本的胜利，已使中国人感到震惊，对日本刮目相看，不再以"蕞尔岛国"视之。而1904年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再次以日本胜利而宣告结束，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欧洲大国俄国，这不能不使中国人再一次感到震惊，再一次对日本刮目相看，并从震惊、刮目相看逐渐转化为敬佩。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要救国必须学欧美，那么，这时有不少人认为，要救国必须学日本。日本的今天，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明天。其次，中日一衣带水，留学的路费远比万里之外的欧美节省，那时由上海到日本横滨，与从上海到苏州、杭州差不多，就是从天津到日本的东京，也只有六七日的路程，相当于在国内由府、县到省会，由省会到京城。而到欧美，那时没有飞机，乘坐轮船最快也要二三个月。另外，留日的学费和生活费也远比欧美便宜。留学日本一般中等人家即可负担，而留学欧美则非上等富裕家庭不可。其三，中日两国文化同源，同属于儒家文化圈，日文与中文又相近。据说在日文尚未改革前，中国留学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只要临时抱佛脚，在船上学习几日日文，到日本后就能应付一般的生活问题。另外，与留学欧美不同，中日两国风俗、生活习惯也相近，到日本留学不会遇到因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而产生的种科问题。其四，中日两国政府也都支持或欢迎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留学。就日本政府而言，欢迎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目的是为了扩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培植亲日势力，以便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致其外务大臣的信中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的扩张势力于大陆。"同：年，矢野文雄便正式以日本国家的名义，邀请中国派留学生去日本，并答应提供留学经费，促成此举。至于清政府支持留学生去日本留学，是因为欧美国家实行的都是民主共和体制或虚君立宪体制，或没有王朝(如美国)，或君主仅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如英国)，而日本实行的是二元君主立宪制，天皇有很大的权力，这比较符合清政府的理想。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仅为77人，但到1905年就达到了八千多人，形成了一股所谓"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留日热潮。"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白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

与此同时，由于清末"新政"中新式教育的推广，特别是科举制度的被废除，促进了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涌现。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到52346所，学生达1560270人。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初年已经形成。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于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有着重大影响。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其基本力量都是新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

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同时，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采取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如成立商部，制定和颁布《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矿务章程》以及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20世纪头十年有了较快的发展。仅1905年至1908年间，新设资本万元以上的厂矿238家，资本总额61219000元。总计1901年到1911年间，新设厂矿达386家，资本总额88348亿元，10年间设立的厂矿、资本总额数超过前此30年的二倍以上。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都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方杂志》所载，各地成立的商务总会、分会达46个。安徽省于1906年成立芜湖商务总会，到1908年各埠商务总会、分会增至12个，1911年增至33个。许多重要集镇都设有商务会所、商务集议所等。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增长，并已成为时代的中心。他们于20世纪初先后领导了一系列爱国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有1903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资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为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奠定了阶级基础。

至于西方民主学说的传播，有学者研究指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就在他们出版的中文书刊中片断地谈到过西方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等学说，清廷的出使人员(如郭嵩焘)和一些到过国外的洋务知识分子，亦即后来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如马建忠、王韬)也在他们的日记、著作或文章中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及学说作过一些粗略介绍。但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人对西方民主学说的了解是零碎的，不系统的"。戊戌政变后，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以康有勾、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逃到海外，一方面继续其未竞的维新事业，一方面则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思想启蒙活动，而泽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到了20世纪初，一些革命人士也加入到了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行列。随着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被大量地翻译介绍，作为西方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民主学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熊月之根据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和沈兆秫的《新学书目提要》的统计，这时有78种关于西方民主学说的著作被翻译介绍，主要内容是：

(一)民主政治学说。主要有法国人卢梭的《民约论》：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日本人中江笃介用汉文翻译的《民约论》第一卷，书名为《民约通义》，这是《民约论》的最早中译本；1900年底到1901年初，留日学生杨廷栋等又据日译本转译此书，题为《民约论》，在《译书汇编》第一、二、四、九期连载；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又出版了杨廷栋译的全本《民约论》，取名为《路索民约论》，书前附有《路索小传》和杨廷栋写的《初刻民约论记》。这是第一个《民约论》的中文全译本。法国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1900年《泽书汇编》第1一3期曾刊载过该二拓的部分章节；1903年2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由张相文据日文本翻译的该书最早的中文完整译本；严复1904-1909年又据英译本翻译了孟德斯鸠的这部名著，取名《法意》。英国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的译本，取名《群己权界论》；同年马君武的译本由译书汇编社出版，封面题名《弥勒约翰自由原理》。此外还有瑞士人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清议报》第11、15一19、23、25一31期连载，译者不详；《国法泛论》，《译书汇编》第13期连载；《国家学纲领》，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署名"中国饮冰室主人译"；英国人斯宾塞尔的《原政》，杨廷栋译，上海作新社1902年出版；《女权篇》，马君武译，少年新中国社1902年与达尔文的《物竞篇》合印；德国人那特磋的《政治学》，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冯自由译；法国人纳岌尔布礼的《共和政体论》，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罗伯雅译；美国人海文的《义务论))，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二)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文献。主要有日本人奥田竹松的《法兰西革命史》，青年会编译；日本人福本诚的《法兰西今世史》，出洋学生编译所出版，马君武译；《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支那军国民译；日本人涩江保的《佛国革命战史》，上海人演社译并出版；《美国独立战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东京留学生译；日本人田中健三郎的《意大利建国史》，徐省三译；《意大利独立战争史》，东京留学生译；日本人柳井纲斋的《希腊独立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出版，秦嗣宗译；《美国独立檄文》，《国民报》第1期译载；《法兰西人权宣言》，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出版，小颦女士译；《玛志尼少年意大利章程》，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出版，小颦女士译。

(三)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的传记及学说。主要有《卢梭学案》，梁启超撰，《清议报》第98-100期连载；《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梁启超述，《新民丛报》第11-12号连载；《政治学大家卢梭传》，杨廷栋撰，《政艺通报》1903年第2号载；《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粱启超述，《新民丛报》第4-5期连载；《弥勒约翰之学说》，马君武述，《新民丛报》第29-30、35号连载；《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述，《清议报》第3839号连载；《华盛顿》，日本人福山义春著，丁锦译，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拿破仑》，日本人土井晚翠著，赵必振译，上海益智译社出版；《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梁启超著，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加里波的传》上海广智书局编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日本维新百杰传》，上海开明书局出版。

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传播，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知道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学说和传统学术外，世界上还有先进的民主政治学说和新颖的学术，还有那么多灿若明星的学者，同时也为革命派和立宪派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从事革命与立宪的思想宣传提供了理论武器。邹容在《革命军》中就欣然地写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他们运用起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来是那么的得心应手。

Answer 2

改良还是革命--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
作者：吴雁南

长期以来，戊戌维新，在大中小学的教材中皆被称为改良主义运动；近年在一些论著中，提法虽稍有改变，但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尚未论定。以笔者所见，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是一场革命。

一

关于革命的含义，人们的理解多有分歧。就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所称的“革命”而论，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以推翻和改造封建王朝为主旨的农民运动，称为“农民革命”。（二）对于通过和平方法实行社会变革的运动，亦可称做“革命”，如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三）以暴力为手段进行社会制度变革的运动称为革命。在一些同志心目中，所谓革命，必须同时具备暴力与变革制度两个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言外之意，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无革命可言。三种说法，均有经典根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地说，人们常常把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称做革命。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存的生产关系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代之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衡量社会变革是不是革命，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制度。这种社会革命可以是暴力斗争，也可以是和平手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就是和平的方法。事实上，社会革命可以采用和平手段，不能把暴力斗争视作唯一手段。当然，我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不论是采用暴力斗争，或是和平的方法，都只是方法问题，并不决定其是否为社会革命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现在进行的改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因此，人们常说，改革是一场革命。甚至对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人们亦称之为革命，如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等等。可见，革命一词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本人主张将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称之为革命，是从实质而言，倾向于就广义而言的。

二

戊戌维新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而且是近百年来一系列改造和变革社会的伟大开端。戊戌维新同以往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同，它是奠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上，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改革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责任感，催促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自己的抉择，投入改造中国的运动。尽管在19世纪末中国民族新工业尚很薄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刻不容缓的时代紧迫感却敦促着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尽早地袍笏登场，演出维新、变革、图存的壮烈场面。戊戌维新运动虽带有早熟、不够完满等等特点，它作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以资本主义代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来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确是破天荒的事，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重要里程碑。应当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已面临着大的社会变革，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都是要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各派人士，主张虽有出入，方法亦不相同，而他们的大目标，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却是一致的。就其变革中国的社会制度而论，只有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的斗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斗争，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其他一切自发斗争都是难以伦比的。虽然辛亥革命不论从规模、深刻的程度、成就，抑或是历史意义上看，都远远超过它，但无论如何，就变革社会制度这个意义上说，只是戊戌维新的继续和发展。尊重历史，在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实事求是，决不能肯定辛亥革命的暴力手段，就否定戊戌维新的和平方法；反之，更不能给戊戌维新应有的肯定，而又去贬低辛亥革命。

近百年来，风云剧变，改造中国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历史雄辩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大地，不仅像戊戌维新那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甚至连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也行不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尽管其中有挫折和失误，从总体看，其成就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这一切，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都是难以同它相提并论的。然而，戊戌维新毕竟是近百年来中国变革社会制度的一系列伟大运动的开端，大辂椎轮，前驱之功是埋没不了的。

三

戊戌维新运动，虽是一次用和平方法进行的社会改革运动，却不是如某些论者所想象那样平静。实际上，用和平的方法亦非纯粹和平与平静，而是充满矛盾、斗争的。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比较系统地宣传变法维新理论。维新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先进的思潮，但它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激动。以改革旧的社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维新运动，必然遭到封建买办势力的激烈反对。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徐桐、刚毅、李鸿章、张之洞等逐渐结合起来，激烈反对维新派。“互相水火，有如仇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页）。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通过光绪帝发布的新政诏书、谕令共200多道，变法维新达到顶峰。尽管改革的实效甚微，其气势却很迅猛，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除旧布新的诏令对封建买办等社会腐恶势力进行了猛烈冲击。废八股、取消各地书院、淫祠，使八股士人、和尚、道士以及把持书院、寺观的土豪劣绅感到岌岌可危；旗人自谋生计的谕令，使过惯寄生生活的旗人失去依靠；一些衙门被裁撤和六部堂官革职后，丢掉乌纱帽的官员有如丧家之犬。今天看来，上述措施并无激烈可言，就当时历史条件看，改革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可谓风云突变。如上述谕令得以实行，一大群既得利益者的权与利转瞬间即将化为乌有，这可以说是很激进的、雷厉风行的、勇敢的行动，决无平稳可言。维新志士视变法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封建腐朽势力则视作“罪恶贯盈”（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一）第26页）。斗争愈演愈烈，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发动政变，亟欲将维新志士置诸死地而后快；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前夕则决心一死“以酬圣主”，呼唤“变法而流血”（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四）第53页），刑前还悲愤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戊戌变法》（四）第349页），表达出一代维新志士同封建腐恶势力誓不两立的心声。那种认为变法维新乃是平稳的改良，不尽合乎事实。

既然戊戌维新的中心问题是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实行君主立宪，以代替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围绕着社会制度的改革，充满着激烈斗争，这在实质上就不能不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对于它的历史地位，应给予重新评价。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473

Answer 3

楼主，不要一味相信课本上的东西，那个太教条，我说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改良的路和革命的路其实中国人都尝试了，先走的是改良的路，康有为等人走的，但是走不通，正是因为走不通，后来孙文等人才走革命的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孙文早期也尝试过走改良的路，他曾上书李鸿章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遭到了拒绝，后来孙文认清了形势才决意革命。
康有为等是读四书五经的，封建思想很严重，他们希望通过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变法，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靠维新派从慈禧太后等守旧派手里夺回大权。第二，不甘心做亡国之君。
后来的结果证明改良是行不通的，康有为等人幻想只要不和守旧派产生严重的正面冲突就可以改革，那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想法。变法实际上是把利益重新分配，康有为那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有些。。。
后来还是靠革命才结束了封建统治。
但是需要指出来，仅仅靠革命也是不行的，因为辛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太弱小，甚至还不如无产阶级，（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存在于外国人在华开设的工厂里），虽然发动了革命却把革命果实抛给了袁世凯。
所以说革命是必然的，但是当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实业救国，只有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Answer 4

楼主可以参考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老先生的《晚清七十年》，里面有一章是介绍这方面的，说应该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干什么，第二阶段干什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