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读书的人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惨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地写天下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味，不能引人入胜。
醍醐子曰：造成中国悲剧不悲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崇尚长寿、永生、美满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不喜欢大毁灭、大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然要加上喜剧的尾巴。另外，中华民族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世因果报应，在人们的心中，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否则咽不下这口气，故而作家也就必须顺应人民的这种情感了。人民心中的好人往往就是明君、青天、百姓特别是妇女，因此，他们最后必须取得胜利。还有，封建统治者不会允许大悲大痛的结局，如果明君惩治不了暴官、青天不能主持正义，那么，皇帝还是无限英明的吗？朝廷、官府还能保持无限神圣的形象吗？不能。所以，人治社会都不会欢迎真正的悲剧。
而法治社会却不一样。现代西方可谓是太平盛世，但歌功颂德的文学却不流行，相反，出现了悲观主义、抨击主义文学思潮；如表现主义，主张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异化的现象；超现实主义表现荒诞、梦幻、非理性；精神分析流派表现人的本能、无意识和人们的压抑；黑色幽默以喜剧处理悲剧，寓庄于谐，寓哭于笑，成为“大祸临头”的幽默或“绞刑架下的幽默”；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荒诞派戏剧反映人性的异化、社会的荒诞……。
表现主义者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写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一只大甲虫，随着虫性的侵蚀，人的尊严和特性的丧失，没有失去人的思想的萨姆沙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早就不喜欢他的父亲对他咬牙切齿，母亲在丑陋可怕的虫子面前一次次地昏死过去，一直照料他的妹妹慢慢地也厌弃了他。萨姆沙最终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
荒诞派的贝克特有著名的悲剧《等待戈多》，写两个流浪汉每天百无聊赖地在大树旁等待一个并不认识的名叫戈多的人，戈多迟迟不来，他们想上吊，可裤腰带又不结实；来了一个主人和脖子上套着绳子的奴隶“幸运儿”，幸运儿还背着满是沙土的沉重的袋子；后来主人瞎了，幸运儿哑巴了，他们四人先后倒下，象虫子一样爬来爬去，象白痴一样胡言乱语。
荒诞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奈斯库写有《秃头歌女》，可剧中既无歌女，更无秃头歌女。剧情开始时，大挂钟乱敲了17下，可时间为9点；史密斯夫妇正在家中前言不搭后语地闲谈，突然马丁夫妇来访，而马丁与夫人竟然不认识，攀谈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共有一个女儿！史密斯夫妇也忘了事先约好的吃饭的事；闲聊中，门铃响起，可屡次开门也没见有人进来，直到第五次开门，才进来一个消防队长；因完不成灭火任务，他来打听史密斯家中是非会起火。他应邀讲了一些怪诞的故事，如小公牛生了一头大母牛；接着女仆玛丽上场，也要消防队长讲故事，很久，消防队长才发现玛丽原来是正在热恋的情人。
荒诞派的阿尔比写有著名悲剧《动物园的故事》：彼得于星期天来到公园的长凳上看书，突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杰利过来与他攀谈。杰利先迫使他承认生活不如意，后又讲动物园的故事，说一切生物都是由栅栏彼此隔离着，无法交流。他建议彼得为保住自己在长凳上的地位而搏斗，他把匕首递给彼得，自己扑上去，让匕首刺穿胸膛，满意地死去了。
与西方悲剧相比，可以发现中国悲剧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足：一、人物单调、程式化。正面人物“高大全”，没有缺点，反面人物皆形容丑陋，无恶不作。二、道德因素浓重，剧情善恶分明，是非昭彰。三、或写弱女，或写英雄，多数只表现冤屈或忠奸的内容。四、大团圆结束，正义一方总是获胜。五、歌颂明君、清官，不忘歌功颂德。六、没有直接呼吁人性自由、平等、民主的剧本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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