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古代历史上，对国民的称呼主要有“臣民”、“子民”、“庶民”等。在古代，“臣”和 “君”相对，臣民就意味着地位低下者、被动的服从者、受统治者，所以有时又被蔑称为“草民”、“蚁民”等。臣民的首要特征是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的
社会结构内化为臣民意识，使臣民们认同这种不平等，安于被压迫的屈辱地位，习惯于单方面的服从和效忠。如果他们成为统治者或在上者，也会同样压迫其它臣民。也就是说，他们或者做奴才，或者做主子，但不会做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
对于臣民而言，国家权力表现为外在权力。第一，国家权力不属于他们，对国家事务他们无权参与；第二，国家权力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总是牺牲者、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因此，臣民对国家必然是疏远、冷漠的心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不关心国家的事务；他们只会消极地服从，不会积极地参与。他们没有对国家的义务感，为国家所做的事情只是出于被迫与无奈。
鲁迅在《暴君的臣民》一文中也如此说道：“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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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恰恰不同，
梁启超认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梁启超的这段话，是近代最早自觉阐述“国民”概念的文字，它提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联：国由民而成，国为民所有，国家与国民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相辅相应，不可分离，国事、国法、国利、国患都与民休戚相关。梁启超所阐发的这个概念虽还不够完备和系统，但开始注重国民主体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却已十分明显。有国家就有国民，有国民就有国家，国家与国民是统一的，国权与
民权也是对应的。只有实现了民权，在有国难的时候，国民才有义务维护国权。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在一个条件不成熟的国家进行现代化，需要有人灌输，需要跟国民强调他的义务。日本之所以很容易变成一个
近代化的国家与日本的高度组织化是密切相关的，日本是被组织的社会，到今天还是这样，这和它传统的
社会组织是十分吻合的。日本在组建近代国家的时候，通过两项措施来强化它的近代
国家体制。一个是征兵，一个是教育。 1884年日本兵役法改革，日本男人一直到40岁都要服兵役。和强制性的征兵制一样 ，教育也是强制性的，培养出一大批服从纪律的、有牺牲精神的国民。不得不说，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有点过，虽然说强制性的灌输对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特别是条件不成熟的国家是必要的，但同时会制造一些盲从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