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体现为五个“发展”。
第一个“发展”，是从“依法办事”向“
全面依法治国”发展。1978年，中央倡导“依法办事”，可谓“依法治国”的雏形。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标志着“依法治国”的正式确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渐趋成熟。党的十九大之后，有学者提出中央有“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这9个字结合在一起的新提法，我们认为，标准提法仍然应该是“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与“全面依法治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全面依法治国”在党的十九大后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为紧迫的时代要求。
第二个“发展”，是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发展。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质的飞跃。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领了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律监督体系、法律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不仅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个环节，也涵盖了从党外到党内、从启动到监督、从本体到配套的全方位。今后的重点，是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运用
系统论的方法，使五个子体系统一协调，形成制度的强大合力。
第三个“发展”，是从“法治国家”向“法治中国”发展。2035年建成法治中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响亮名片与奋斗目标，这是国家英明决策的结果，也是全世界潮流所趋、全中国民心所向。法治中国包括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包括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包括法律制度的硬实力、法律文化的
软实力，更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理念。法治中国的内涵比法治国家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具有
时代精神。
第四个“发展”，是从“单一法治”向“全面法治”发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绝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工具或手段，而是一种信仰、一种制度，一种全面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既传承了中华法系优秀传统中的德化自修、和谐为贵，又尊重了现代法治文明精髓中的厘定是非、规范指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指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统领下，辅之以依法自主的“自治”为基础以及德润人心的“德治”为支撑，是所有合法的显性制度与隐性制度的有机统一。
第五个“发展”，是从“学习借鉴”向“中国特色”发展。
中华文明包括中华法系文明，绵延五千年，一直致力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一直有高度的历史自信与使命担当，一直善于学习消化外来文化但从不盲从外来文化，这正是其生命力所在。我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批判吸收外来法治文明，既有借鉴又有创新。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下，充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技术推进法治。这种全面依法治国治理模式，体现了高远的国际视野和全新的技术优势，就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中国对世界的独特创新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