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0-05-03
派系 势力范围 代表人物 扶植势力
直系军阀 长江中下流域及直隶 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 美国、英国
奉系军阀 奉天、黑龙江、吉林 张作霖、张学良 日本 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在北洋军阀统治后期先后操纵北京政权，作为军阀从本质上说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两派在军队形成、选取将帅和人才代谢及其历史影响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
一，军队形成的轨迹不同，导致了内部凝聚力强弱不同。
首先，直系军阀集团是由原属不同派系或分支的军队不断加盟组成的军事同盟体。而奉系军阀集团则是通过细胞增殖的方式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1916年，袁称帝败死，北洋军群龙无首，段祺瑞欲效法袁世凯，独揽军政大权，引起与段资望相当的冯国璋的不满，二人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最后便以乡谊、隶属和利害关系分裂为直、皖两大派系。直系军阀集团既由此而来。其主要军事力量有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和直隶督军曹锟等部。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首领，但曹所依赖的是其手下大将吴佩孚，吴佩孚成为直军的真正统帅。
奉系军阀的源头是晚清张作霖、冯德麟的保险队，后受招安为巡防营。民初，在巡防营的基础上采用新制扩编为二十七、二十八师，依俯北洋军阀，是为旁系。张在任二十七师师长后，先是联合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逼走段芝贵而夺取奉天军政大权，再利用张勋复辟推冯德麟下水而吞并其二十八师，又借黑龙江内讧而得渔翁之利，最后出兵用武力占领吉林。至此，张作霖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占领，并以二十七、二十八师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奉系军阀集团。
因为这个区别，在直军中由于其内部派系庞杂，动机各异，使得这一军事同盟体从一开始便是松散的和不稳定的，因而其内部的凝聚力也是软弱涣散的。以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参战序列为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最初直军所编的三个军，第一军司令彭寿莘等均是吴佩孚亲信将领，所部又都是久经战阵，能打也肯打；第二军司令王怀庆等却都是腐败不堪的清末老官僚，所部也多是以巡防营为主改编而成的旧式军队，只是委身于曹吴所把持的北京政府而已，既不能打，也不肯打；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所部，到是能征善战，但冯并非吴之嫡系，又因与吴之关系闹的很僵，此时更是早萌异志，是能打却不肯打；后来编成的第四军曹瑛所部，到是曹大帅的子弟兵，怎奈这位曹七爷所率的“茶壶队”，嫖赌是行家里手，上阵打仗却不行了，可谓是肯打却不能打。至于后来投入的十路援军，除杨清臣、靳云鹗等部系吴之嫡系外，其他全是陕西、河南、热河、察哈尔等地方土著，其战斗力和可靠程度都很难说。这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军的阵容，从此不难看出直军内部组成的繁杂。
再看奉军，由于是通过细胞增殖的方式发展起来。其内部各师各旅都是一脉相承，没有任何旁系杂支。虽然北洋政府的势力范围同样的包括东北，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关内不断的派系争斗而无暇他顾的原因，奉军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受到关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染指，故而它的独立性远远超过被称作北洋正统的直系和皖系。虽然奉军的内部也有派系之分，但在未入关之前，在张作霖的掌控之下暴露的还不明显，对于关内的直系、皖系和其它势力而言，奉系军阀集团仍是一个坚强的整体。
其次，从两派首领和所辖部队的关系来看，也有很大的不同。直系从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后，第一代首领冯国璋的资历远在曹锟、王占元诸人之上，当时的皖系把持着北京政权，排斥异已，直皖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皖系势力压迫较大的情况下，直军各将领还能共戴一主。冯死后，曹锟继起为直系领袖，其能力和资历就很难与其扮演的角色相称了。好在曹的为人比较宽厚，手下又有吴佩孚这么一员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又忠贞不二的大将为其主持一切，再加上曹锟率部就驻在京畿附近，可以更直接地威胁和操纵北京政府，就这样，曹才勉强成了直系的盟主，而直系的实权派则是吴佩孚。吴佩孚长于治军，所率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曾因一战胜皖，再战胜奉而被称为“长胜将军”。对于新的上司，由于没有历史的渊源，其效忠观念和服从意识都要大打折扣。所以尽管吴佩孚威风八面，又大权在握，但对于许多非嫡系将领来说，他们头上的官衔和手里的大兵并不是从吴的手里得来的，自然的也就不完全唯吴的马首是瞻。不用说骑墙派和临时依俯的了，就是同属于老直系的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由于和吴属于不同的支派，对吴的服从也是有条件的。吴能够指挥裕如的，仅限于由第三师扩编的和由吴一手提拔的将领而已。
奉军的情况又不同了。从奉军初建到张作霖被炸身亡，张自始至终是奉系军阀集团绝对的和唯一的领袖。其部下将领，不是他的绿林老伙伴，便是经他一手提拔的军校学生。虽然奉军中也有老派、新派之分，新派中又有土派、洋派之分，但不管是哪一派，却共同拥戴张氏一人，战争中也能做到一致对外。故在奉军中，军令政令可以做到高度统一和集中。这一点，是吴佩孚和他指挥的直军做不到的。可以这么说，奉军是由张作霖亲手缔造的，而直军的缔造者既不是吴佩孚，也不是曹锟，也不是冯国璋，而是早已死了的袁世凯。换句话说，如果把张作霖对于奉军比作父子关系的话，那么吴佩孚对于直军更多的则是兄弟关系。
二， 选将标准和用将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人才及部队的稳定状况的不同。
吴佩孚文才武略俱佳，为官清廉，但也恃才傲物，骄狂自负，唯我独尊。大事小事要求部下必须对其绝对服从，稍有棱角，便难以在其手下长期供职。故所用之人，多是头脑简单、毫无见解的庸碌之辈，如号称其“四大金刚”的张福来、董政国、杨清臣、时全胜等，均是出身行伍的老粗，除了听话，并无长处，虽也骁勇善战，不过是一介武夫，至于在政治上，则更少远见。这一点，吴完全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铱，“到底还是不识字的人靠的住”。北代战争时的武昌守将刘玉春，明知无法取胜，也明知吴之对抗北伐是逆潮流之举，却仍要徒劳抵抗，致使攻守双方死伤累累，并给无辜百姓造成极大灾难。这便正是吴所极力培养的愚忠所致。曾毕业于陆军大学、智勇兼备的王承斌、靳云鹗等，就都和吴相处的不甚欢恰；而桀傲不训、虽是老粗出身却惯于政治投机的冯玉祥，则更是与吴势同水火。象彭寿莘那样有棱有角又忠实于吴的人，在直军中实在不多。但彭也不过是和刘玉春等一样，除了对吴的愚忠，在政治上也并没能跟上形势。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其所重用的亲信将领便也一蹶不振，无一能助吴再起，有所作为；曾毕业于士官、陆大的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周荫人、卢香亭、陈调元等，割据东南，俨然一派，而履受排挤和压制的冯玉祥、王承斌等，则走到了对立面。这是吴佩孚的悲剧，是直军的悲剧。
相比之下，出身草莽，本身并未受到过什么教育的张作霖。在选才上却显出过人之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臣武将。张的为人重然诺，讲义气，敢作敢为，对部属不拘上下，颇善拢络。只要是选准了的人，不惜屈身以求，不管谁反对不反对。如为借重王永江，曾和多年的把兄弟闹僵；为支持常荫槐，也曾使最受宠的五夫人低头让步。后来的事实证明，奉天的文治，王、常二人确实有很多建树。在武的方面，不拘一格提拔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等人，都称得上一时将帅之选。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上述将领知恩图报，作战都十分卖力。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姜登选每每携一条皮褥子就住在一线堑壕里不分昼夜的现地指挥，郭松龄则每战必亲冒矢石，奋臂疾呼，由此可见张的知人善任。
吴佩孚在目前可称得上是一位中国最有谋略的将军，但遗憾的是，他却缺乏挑选和训练出优良的下属来管理好他的部队，正因具此特点而导致了他在1924年的战败，甚至大大地妨碍了他日后权势的恢复”。不论是训练，还是作战，吴佩孚都能做到身先士卒，与下属官兵同甘苦，故所属嫡系部队都从感情上崇拜吴的为人，其部队纪律远比奉军好的多，军民关系亦好，由其亲手训练的部队，也的确是能征善战，士气高昂。但对于部队抓的过死，事无巨细，极为严苛，故其部下多养成谨小慎微、事事依赖的习惯。有吴在上指挥固然可行，一旦失去吴的直接控制，则必将无所适从。张作霖本身没什么才学，但其对部属只要求在政治上对自己效忠，军事上则大胆放手，并不多加干涉。奉军整军经武和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其部队训练、作战全交给姜登选、郭松龄等全权处理，并不多问。
在用人不疑这一点上，吴也逊色于张。举例说明，和吴佩孚同是第三师出身的直军大将王承斌是奉天人，吴疑王通奉而剥夺了其带兵权，逼使王承斌后来真的通了奉。而奉军大将姜登选是直隶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与张作霖并无渊源，但当其投靠奉张后，却马上受到重用，先是负责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为奉军的整军经武立下头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又擢任第一军军长，与直军第一号悍将，人称“刺彭”的彭寿莘对阵，算是棋逢对手，两军在主战场上反复争夺，天上飞机助战，地下炮火翻飞，间以敢死队白刃相拚。把个山海关古战场弄了个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演出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惨烈的一幕。姜为奉军取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奉军次要方向热河一路负责的第二军军长，张也用了直隶人李景林，李为报知遇之恩，全不念敌方官兵多为自己家乡子弟，率部拚死冲杀，而直军在这一线迎战的第二军军长王怀庆等则远非李之对手，故奉军第二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李为奉军又立大功。
可能是由于直军内部构成的复杂造成了吴佩孚的偏狭，但不管怎么说，直军又因吴的偏狭而产生了更大的离心。二次直奉战前，直军这个整体的稳定性已经很是勉强。而此时的奉军却是一个牢固的整体，这固然有其它的原因在里面，但奉军中不论先来的后到的，都对张的信任感恩戴德，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对比吴张二人选将用将的风格，如果说吴佩孚有点象诸葛亮的话，那么张作霖则更接近于曹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张作霖也好，吴佩孚也罢，要求部属对自己绝对忠诚，只效忠个人，这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共同特点。二人在用人上所表现的不同，除了和个人性格和出身有关外，也与二人所处地位有很大关系。如果将张与吴换个位置，怕是张也得这样的。这从奉军入关后郭松龄倒戈和其对张宗昌、李景林等人关系的微妙变化上也可看出来。讨论二人选将用将上的特点，不能抛开这一客观因素。
三，人才的代谢不同，导致了生命力延续长短的不同。
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胜后，把持了北京政权，势力达到了顶峰。但与奉系不同的是，吴佩孚却没有注意到人才的新陈代谢。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军的各高中级带兵官仍主要是一些北洋建军初期投军的和吴佩孚同属第一代的行伍军官，如张福来、董政国等。当时陆军大学毕业而在直军中任职的为数并不少，但除极少数担任部队主官外，多数却只担任各级的参谋长等幕僚职务。当时，在直军和由直军分化出来的国民军即后来的西北军中，参谋长的职权、地位和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是服务于各级主官，代行作战策划和政治联络等项工作，至于在军队建设和政治方向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当时，师的参谋长若转任部队主官，降两级（当时师下辖旅，旅下辖团）去当团长的便算是很不错的了，其实更多的情况却是，参谋长就只能是参谋长，根本得不到带兵的机会，其自身军事学识的发挥只能通过本级主官才能实现。如师景云、张联芬、李济臣、李藻麟等当时陆大生中的佼佼者，都曾较长时间的服务于直军，就连当时有兵学泰斗之称的蒋方震，也曾一度出任吴佩孚的参谋长。但所有这些人都不曾发挥出任何显著的作用。当时，国内最好的军校------保定军校，就在直系的统治中心，但由于不受重用，大量的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北走胡，南走越，只有少数留在直军中甘当幕僚，未能形成象奉军那样的人才队伍的梯次配备。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军的人才已是青黄不接。直奉大战后，吴佩孚的核心力量已经瓦解。北伐战争的两湖战场上，面对滚滚而来的国民革命洪流和年轻的北伐军的凌历攻势，直军，这支曾经横行大半个中国的百战劲旅，由于没能及时地输入新鲜血液，在政治的和军事的巨潮面前，再也抖不起往日的威风，很快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摧枯拉朽，灰飞烟灭了。与此不同的是，由直系分化出的孙传芳部五省联军，却比较注意吸收新进，集中了一大批毕业于士官、陆大和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形成了人才的梯次配备，如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将领的陈调元、王金珏、上官云相、施中城、裴昌会等，虽然它同样遭受到北伐军的打击，但由于其新的造血功能，使它的为数不少的年青将领和部队，在国民革命的大潮面前，拨转了政治航向，脱离行将灭亡的旧的营垒，投入国民革命阵营，从而大大地延续了它的生命。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军投入兵力十万人，大炮一百门，机关枪一百挺。奉军投入兵力十二万人，大炮一百五十门，机关枪二百挺。从兵力和装备上看，奉军占明显优势，而且直军的十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用来巩固后方，而奉军的十二万人则全部投入战场，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奉军惨败。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奉军多是由张景惠、张作相等绿林好汉指挥，其部队全是没经过现代化训练的乌合之众，作战仍是采用猛打硬拚的战法，适应不了已经变化了的战场和变化了的对手。而直军参战部队多是经吴佩孚亲手训练并在关内历次战争中久经战阵的劲旅，故能一举战胜。
1921年12月直奉第一次战争前夕，美国学者孟禄谈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新的战术、兵器时，张作霖不屑一顾地说：“不用听他们吹，两军相见，还得靠拚命，豁的出死去，便可以致胜”。大概这便是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的军事思想了。战争中，张作相、张景惠等老派指挥的部队都溃不成军，而新派郭松龄指挥的三、八旅，却虽败而不溃，全军而退，保存了实力，所部王兴文团在势如破竹的直系追军面前，在山海关的石门寨一带布置有组织的抵抗，令吴佩孚也对其刮目相看。虽王兴文战死，但遏制了直军的追击，保证了奉军大队人马的安全撤退。另一新派李景林指挥的第三梯队，在东战场还曾挫败直军张国榕部，取得局部胜利，使张作霖大喜过望。这一切，使战前老派看不起新派的风气有所收敛，也使张作霖战前的一些观念得到改变。而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和毕业于北洋陆军大学的郭松龄、李景林等为首的新派开始占了上风，并取得了张作霖的信任。于是，一场被称作整军经武的军事改革在奉军中推开。这次改革，涉及到军事思想、编制、军械、军需、军法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便是人才的更新代谢。除了破格提拔使用上述新派将领外，还大量地吸收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奉军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何柱国、杨正治等便是在这个时候出关投奉的。在谈到为什么投奉时，何柱国说：“在当时的北洋军阀中，都热衷于用行伍出身的军官来带兵打仗，对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人物。独有奉军与众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军官可以直接带兵作战”。大概主要就是这个原因，“保定军校职教各员接踵来奉，旅馆客栈大有人满之患”。除此之外，对东北陆军讲武堂也大加整治，选派士官生、陆大生到讲武堂执教。每逢毕业典礼，张作霖都要亲临训话，“他妈了吧子，你们好好的干，干的好，我除了老婆不给你们以外，什么都会给你们”。如果把这一时期奉军的人才稍加断代，则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是以和张作霖一起拉杆的绿林好汉为主，其代表人物有孙烈臣、张景惠、吴俊升等，年龄多在五十岁以上。第二代是以清末民初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中国的陆军大学的军官为主，其代表人物有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等，年龄大都是四十岁左右。第三代是以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军官为主，代表人物有刘翼飞、王以哲、刘多荃等，年龄基本在三十岁上下。第四代是以整军经武以后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和留学日本各军事学校归来的军官为主，代表人物有吕正操、万毅、高福源等，都是初出茅庐的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因为有了这种成梯次配备的众多出身于军事学校的军官做各级骨干，这支起自草莽的绿林队伍脱胎换骨，彻底变了样，不仅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胜了直系，洗雪了上次战败之耻，而且大大的延续了它的生命。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第一代退出，第二次直奉战争，全是由其第二代唱主角，二战取胜后，姜登选死于郭松龄之手，郭松龄倒戈又被杀，李景林怀贰被黜，韩麟春病死，杨宇霆遭诛，其第二代基本消失。1928年，奉军易帜变成了东北军，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第三代又开始唱主角，直到大陆解放，才被更新的力量赶下了军事历史舞台。但他们当中以第四代为主的不少人，却投身到共产党阵营，实现了又一次更加巨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