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冬吴
相对论以前，我不知道原来还有另一种
资本主义模式。听到他们介绍这本法国作者
米歇尔 阿尔贝尔写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后，我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里主要对比的是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莱茵模式多以德国作代表。（本人其实对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研究，只能是在一个普通人的认识上对印象中的这些国家作评论。）
（引用书中的原文均以蓝色字体表示）
“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
在
澳洲作者
盖尔 C
阿芙利的《莱茵模式——如何开创和谐的常青基业》中对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解释是：
“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被称为英美资本主义，起源于美国并聚焦于股东价值的短期最大化。它经常被叫做‘
新自由主义’或者‘
自由市场经济’”。
“第二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被宝气得不那么广泛。它以社会公平的理念为基础并承认工商业和当地社区的相互依赖性。它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协调市场经济学’（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cs)。”
资本主义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不论是现实还是书上的
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似乎就是个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劳动人民的怪物。自由市场？那就是开阔的斗兽场，人类在里面你争我夺，不过又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罢了。
一直有听闻欧洲的社会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那里有着高福利，人民的生活十分富足、闲适。对于他们不愿多上一秒班的印象是一直存在的。羡慕之余，却不支持把这制度用在中国，总觉得，一是国家还不富足至此，二是这样岂不是怂恿人们坐吃山空吗？
是我对我们的国民素质没有信心吧。
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不正是大家自发地去干活吗？
马克思不是说，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吗？
听
东吴相对论的时候，听到他们谈到日本的案例，（日本的模式和德国是相同的，但个人觉得现在的日本可能已经变了）谈到日本的企业对于员工的研究态度是十分开放的。比如当年一位员工对老板说，想研究“荷花为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在不知这东西到底能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员工和老板均不知的情况下，企业还是把研究经费拨下来了。而这个研究的成果，在今天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那就是让高速公路等的路牌在恶劣的天气下始终保持干净清晰。
有许多重要的研究，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可以改变世界的结果。这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可设计和预见的，需要的是广泛的基础研究，需要的是去挖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才有可能乐此不疲地不断地去挖掘挖掘挖掘……这个世上，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只有现在还不知如何应用的研究。
觉得社会保障制度好、讲究职业培训、个人发展的莱茵模式，是个和谐、欢乐的社会，但是我们却总是不自觉地被美国模式深深地吸引。这是为什么呢？
语言的渗透力是可怕的，我们从多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精英们是不是都向往着去美国的
常青藤学校深造？为什么总说美国有着话语权，正是在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已经被深植入了美国的思想和文化。我们和美国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但当你拿着
美国标准去看自己时，总是会找出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一样就说明自己不对了。就是这样否定，让自己没有了自信。
比如，自由。中国的文化，千年来都是家族式的管理方法，百事孝为先，我们认同的，就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孝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养儿防老，不是国家，是家族承担着养老的责任。日本企业的模式就是这样的。论资排辈，到了年限，就是比新来的职位高，就是拿着更高的工资。
其实这“服从”并不是说无条件无是非的盲目服从，而是要有引导性地去指出错误。如流水一般，顺势而下却又拍击出自己意愿的浪花。这是处世的艺术。
我恨那些打着自由的招牌而让自己为所欲为的人。
中国的文化，一向是向强调责任，然后再说自己的权利。对家的责任，对朋友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是的，这样的
活法比先强调自己权利的情况累得多。因为大家先是不断地要付出付出付出。
可是，为什么会认为付出是痛苦的呢。是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所以痛苦吗？那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呢？是自己的选择还是被逼迫的？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让自己痛苦的路呢？这里面，有什么是自己能做的?
作者自己也在感叹，莱茵模式比美国模式好得多，可是连莱茵模式自己都被美国模式的光芒所吸引。
美国模式就像是好莱坞大片，充满了幻想、刺激、希望和成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即使在企业里，领导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充满了传奇色彩。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肯定。不像莱茵模式，几乎全是集体。
我自己也问自己，是不是更认可一个人多劳多得。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啊，问题甚至还没有问完，我已经得到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那么，穷人的穷是不是他们自食其果？因为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我发现自己坚定而可怕的回答：是的。
而在欧洲文化中，他们不把穷人看做是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这种牺牲是从多种角度来看的。包括无敌、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
难道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那些迷茫的人、那些贫弱的孩子，都是活该吗？每当我看到社会不公里的那种愤怒，难道已经被自己给否定了吗？我的正义感，其实并不被自己所认同吗？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是这样的矛盾。
出现了国学热，也许正是因为正在强大，所以想找到自己的根，我们不是暴发户。
但是，我们的精英们受到的教育，不还是从“先进”的国家中拿来的吗？不还是英语至上吗？
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有着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美国人的衣服生穿在我们身上，又不合适又难受。
“在欧洲或在南半球的任何国家中，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与美国不同的。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平衡和纠偏机制，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运行方式不同。‘舶来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即欧洲极端自由派盲目推崇的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舶来品，比其原版更强硬、更失衡，更加‘弱肉强食’。他们说，只管大胆使用就行了，这等于他们硬向我们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让我们准备一些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东方国家正在冒险进行这种过于精暴的生搬硬套试验。”
比如，书中提到，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一手放在宪法之上，一手放在圣经之上。我们和他们有很多地方太不一样了。
我们在追赶的路途中，所以多少会有些心急，不自觉地就会更注重绩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且沉重的，但这牺牲，确实换来了快速的发展。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停一停，要想一想，看看怎样融合进自己的文化来修剪一下这衣服。
比如，大家经常会感慨，在千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有许多精华，仍然可以应用到当下，而且，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源，用它们来融合现代的理论和技术，不是可以更好地走“中国式”的道路吗。
例如，法律的中，可不可以融合进法家和
儒家的思想，管理中，可不可以融合进孙子兵法、老子的思想等，社会道德上，对长辈孝、对朋友义、对企业忠、对小辈爱，这难道不是好的品德吗？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所特有的纠偏机制吗？
我们一直就是个人情社会，严法宽办，总是说法不外乎人情，正是以内法家外儒家的治国理念。是的，看似好像给了执法人员留下了许多空间，但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没有了自己基本的
道德底线，才会连社会的良心都丧失了呢？
正如希望大家在富足的生活中，还会自发地去工作。这是一种精神境界。这也是让社会更有效率地运转的基础。法律是防止人们做坏事的工具，执法人员是惩戒的人，如果人人都遵守大家的共识，信守承诺地办事，这些
国家机器，是根本不需要的。可惜现实是，现在还做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