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是今天人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古书中有时写作“龙断”或“陇断”。它的本意是指地势高的地方，后来才有操纵市场，独占利益，把持权柄这些意思。
一、古代的“垄断”。
这个词最早应该算是孟子那儿来的，《孟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段话：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於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个叫季孙的说过，子叔疑真怪！自己要做官，别人不用也就算了，却又使自己的儿子兄弟来做卿大夫。谁不想当官发财？然而他在这方面却有一种垄断行为。这里的“垄断”已有独占利益的意思。
孟子接下去对“垄断”有一番解释，告诉了我们“垄断”的本意，同时对我们认识古代的商业贸易发展过程很有帮助。孟子说：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意思是说，古代的贸易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是由“政府”部门主管的，后来有一个卑贱的男子，偏要站到一个高地上东张西望，想把全部贸易的好处都弄到自已手里。别人都觉得这种人卑贱，因此抽他的税。抽商业税便从此开始了。
孟子对垄断的解释，恰好反映了古代商业贸易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春秋战国间这个商业贸易发展史上的一个转变过程。商业作为一种交换产品的活动，它的发生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那时的交换也是发生在氏族与氏族部落之间，但没有货币，是以物易物。《易·系辞》所谓：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二、春秋之前的商业贸易。
商周时代，商业交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甲骨文和金文中不仅有不少关于商品交换的蛛丝马迹可寻，而且考古发现了不少当时作为交换媒介和手段的原始货币。到了西周末年，据说当时的工贾还参加过逐厉王的国人暴动。进入春秋时代，商业进一步发展，已有玄高、范蠡那样往来于诸侯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大商人。但是，总的说来，春秋以前整个社会还是自给自足献自然经济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各国公卿大夫直接控制手工业、商业，即所谓“工贾食官”。生产主要是满足贵族们的直接需要，交换只是为了换取自身消费所缺少的产品，而不是为了牟取利润。民间的交换也是如此。
三、春秋时期的商业贸易。
春秋以后则不同了，出现了私营的工商业者，他们已不光是为了自已的消费而生产和交换；而是为了通过交换获取利润发财致富。
在春秋期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些不再是“食官”的富商大贾。他们自由往来于各国间从事商业贸易，各国政府和公卿大夫也不能任意“强贾”他们的东西了。这些自由工商业者的出现，最初很多当是一些小商小贩(有可能部分是主管工贾的政府小官吏)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地位低贱，所以孟子说是“有贱丈夫焉。”但就在春秋后期，一些有地位的士大夫也开始从事这种过去被看作低贱的小人才能做的买卖了。像出身士人的孔门弟子子贡这些人，就连最讲尊卑贵贱等级的孔子，也丝毫不见贬贵之辞相反，对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樊迟请学稼，却斥之为“小人”。子贡不但没有被上层统治者视为卑贱，而且还“结驷连骑”访问诸侯，所过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可见这时期由于商业活动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富商大贾的出现，“商贾食官”已成为历史的旧迹，政府不能直接掌握工贾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但商业交换又是一块肥肉，成为一种重要的财源。所以春秋后期便出现了设关卡收取工商业税，以增加统治者的财政收入。甚至有的诸侯国君还用工商业税作为赏赐，或像食邑那样作为一种臣下的俸禄。孟子讲的“纵而征之”“征商至此始”实际上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四、战国时期的商业贸易。
到春秋末战国初，由于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商人地位的显著上升，一些原来身居显位的卿相，如曾帮助越王勾践雪过会稽之耻的大官僚范蠡，也弃官经商去了。史称他经商只十几年就“三致千金”。其后子孙继续经商达到“富致巨万”。富商大贾巳不断涌现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商人们不惜一切追逐利润，就好比《墨子・贵义》篇中所说那样：
“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徒，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范，必为之。”
战国时，一些卿大夫也投入了商业贸易的行列，有的一面当官，一面还从事商业活动。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个善于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的活动。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欠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单取巨额利润。随着战国时代商业的发展，商人势力的增大，一些没有政治地位的大商人，更进一步谋取政治上的地位。战国末期的吕不韦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事例。吕不韦以一个大珠宝商，登上政治舞台，在秦统一过程中大显身手。
五、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活跃，还表现在商人的经营范围的扩大，商品种类增多。从当时统治阶层的高级消费品和军需物资到礼乐祭器，以及与古代人民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盐铁牲畜产品、竹木漆器等等，都成了重要的商品。
商人们为了获得厚利，不仅是积极奔走，往来贩运。而且，当时还出现了一些讲究生意经的商业理论著述。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工商业发达的重要表现。范蠡就是特别善于观察行情掌握时机，具有一套经商经验和理论的大商人。他认为：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意思是说，物价贵到了顶就要下降；而贱到了极点又要上涨。做生意贵在把握好这种极限，看准时机，贱的时候及时买进，贵的时候及时售出。在商品的保存方面，他也有一套理论，其原则就是“务完物”，即务必要使货物保存完好不要损坏了，否则就赚不了钱甚至要亏本。据说范蠡还写有专门论述有关商业交换，盘算怎样才能获取高额利润的专著，叫做《计然》。由于他很善于做生意买卖，又有一套理论，所以当时很多商人都极为重视他。像大盐业主猗顿就曾登门向他请教致富的学问。
还有战国初期的白圭，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经商致富的生意经。他认为经商有很深的学问，有如伊尹、吕尚的善谋；孙子、吴起的用兵；商鞅的变革行法。他特别强调做生意要善于“权变”、机智、果敢，掌握时机，及时地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如果犹豫不决，失去机会，就赚不了钱。在当时社会上，认为一个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是不与别人争讨跟前买卖价格的，只要善于把握好时机就行。“时贱而买，虽贱已贵矣。”从这些片断的生意经中，已充分反映了当时商业交换的发达情祝。
六、从商业贸易的扩大到“债台高筑”。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扩大，货币广泛流通起来，商人日益活跃。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富商大贾们从商业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掌握着大批货币，控制着当时社会上大最农副产品和其他手工业品，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了他们的手里，一些商贾富有程度和当时拥有爵位和封地的人差不多。而另一部分人，特别是古代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由于统治者横征暴敛和商贾们的反复剥削，虽然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得不到温饱，养活不了父母妻子。于是就只能靠借债度日了。这样，高利贷也就发展起来。
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三千人，食邑收入不足以供养这些食客，就向老百姓放债，从中取得利息。但古代人民因过于贫困，所以老百姓往往不能按时还债。到了战国末期，甚至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公元前314—256年)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债。当他无力偿还时还害怕债主追债而向东逃跑呢。当时周赧王因欠债太多，无力偿还，害怕回官居住，就造了一座高台，自己躲藏到上面去。人们称之为“逃债台”。后来的人就把负债多叫做“债台高筑”。从这儿更反映了当时高利贷商人势力的雄厚，就是天子也逃不了高利贷的罗网。
高利贷是随着商业发展后而出现的现象。我们从战国时代高利贷商人势力的强大情况中，更清楚地看到了那时商业交换发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