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上下册套装）》
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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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全球处于革命的新社会的影响下时，也为全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
三、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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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被载入史册。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这样做时，他们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建造修道院，他们将新拓居地的边界推进到了北欧和东欧的森林中，而且，他们还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方法。
四、发展中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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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是刚出现，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框架中，所以市民们从开头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六、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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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反映在学术成就和教育中。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之父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尔卡，即彼特拉克（1304—1374年），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修养的手段和社会行动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成立的新寄宿学校，并不培训牧师，而是培养商人的子弟。学校课程注重的是古典作品研究和体育运动，其宗旨是要教育学生们快乐、健康地生活，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四、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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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美洲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非洲的力量对比。地理环境，较少的人口，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所有这些都对印第安人不利，使欧洲人能占领美洲；而这时在非洲，欧洲人仅在沿海地区占有几个不稳定的小立足点。虽然美洲印第安人不能有效地抵抗欧洲入侵者，但事实依然是，他们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贡献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培育了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日常饮食支柱的多种植物。最著名的是玉米、马铃薯、大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南瓜、西红柿和可可。总之，美洲培育出来的植物与整个东半球几乎一样多——这是一个真正非凡的成就。今天，美国50%以上的农产品都源于原先由印第安人培育的植物。美国是向世界市场提供食品的主要出口商，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美洲印第安先驱者，今日世界的总人口数实际上会低一些。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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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3]
一、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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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人类通过这一过程将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作为提高人均产量的手段。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的更大的兴趣，一种把人类事务看成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趋势，以及直至晚近才建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益处的信赖。
二、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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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他或她是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需要专心于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所固有的潜能。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年）写道：“人们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他本人的成就充分证实了这一格言。这位佛罗伦萨的贵族不仅是剧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风琴演奏家、歌唱家，而且是建筑师、数学家、考古学家，并且年轻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跑步、摔跤和登山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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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精神十分鲜明地表现在它的艺术中。因为教会不再是唯一的资助人，艺术家们受到鼓励，把注意力转向不同于传统的圣经主题的事物。乔托（1267—1337年）的绘画标志着向自然主义的过渡。这种趋势被马萨乔（1401—1428年）更进一步向前推进；马萨乔掌握了独具特色的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的创作。与中世纪的绘画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强调光和阴影的效果，表现人物和景物的景深。
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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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中世纪早期，货币还处于边缘，很少被人使用，但是，到中世纪晚期，它已为欧洲日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仅仅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较好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利润被用来再投资，以增加用于生产的资本量。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他们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概括成一句话：“只要我能赚钱，就让我赚钱吧。”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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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三大革命，须特别提到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它们互相依赖，相互之间不断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也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2]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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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伟大变革都源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回顾历史，似乎这两大革命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农业革命使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做出进一步的贡献。科学技术则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断地稳步发展。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记住过去数世纪的科学成就和它现今日益加快的发展速度，那么，我们对科学的惊人的可能性和意义即使不了解，也可以正确估价。此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全体的。由于科学以客观的研究法为基础，关于科学的种种提议已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相关的技术，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因此，从前的从属民族如今正力求通过弄清楚西方对人类做出伟大而独特的贡献的秘密来矫正现有的不平衡状态。
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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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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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特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不过，若无西欧有利的社会氛围，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在这个环境中，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被缩小。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特别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像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营。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差悬殊。文艺复兴时期工匠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他们各自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断及工序。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炸性的联合。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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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和底层的多数人的收入的增长，使得消费社会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在英国出现成为可能。消费的欲望并非特殊之事，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曾经提到：流行的衣服永远比人们能穿破的衣服要多（“fashion wears out more apparel than the man.”）。因此，18世纪的英国所独有的不是消费的欲望，而是大多数人消费的能力。在此前的人类社会中，大众的收入太微薄，以致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收入必须用来购买食物。剩余的极少的钱还得购买其他必需品，因此，根本不剩钱去买一时兴起想买的东西或时装。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时装并不像现在这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和服、印度的腰布、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宽松裤、拉美的披肩几个世纪以来都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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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这一新消费主义的学者断定：“新消费主义使得各阶层开始购买它们从前从未有机会购买的，甚至比以前更大范围的商品……社会模仿的巧妙使用使本来只买‘体面商品’的人购买‘奢侈品’，使本来只买‘必需品’的人购买‘体面商品’……事实上，时尚及其利用者提高了人们‘金钱准则’的水平。”[7]大众消费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的，它已变成全球20世纪的社会标志。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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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9]无疑，罗马人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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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初期，西欧有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以及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意识形态——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所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三、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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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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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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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八、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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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集体的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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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入侵不但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智识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和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则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下面这段回忆是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在1925年写下的，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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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矛盾的趋势是互相加强的。全球的一体化前所未有，导致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正以加速度扩散。但是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扩散逐渐削弱了1914年之前似乎不可侵犯的西方全球霸权。诸殖民地民族正在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因此，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既是西方成功的历史，又是西方衰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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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矛盾的趋势是互相加强的。全球的一体化前所未有，导致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正以加速度扩散。但是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扩散逐渐削弱了1914年之前似乎不可侵犯的西方全球霸权。诸殖民地民族正在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因此，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既是西方成功的历史，又是西方衰落的历史。
五、对全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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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热烈讨论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尤其具有反讽意味，这种可能性恰恰出现在人类大脑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事物似乎都能通过人类技术来获得的时代。然而，这种自相矛盾却与我们对人类进化的检视相符合，正是过去的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的暴力从个人间的争斗逐步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成为可能（见第二章之后的“人性的本质”。）只要人类是食物采集者，他们就既没有动机也没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直到人类的技术改进到他们已积累了值得为之争斗的财富的地步，他们才获得这种手段，拥有这种动机。这是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出现的，农业和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创造出了与此前存在的所有社会都截然不同的富足文明。它们被耕种的土地、满满的谷仓和充满财富的城市中心都是掠夺者宝贵的奖品。因此，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具有地方性——从沙漠和草原蜂拥而出的游牧民、寻找新行省进行掠夺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用火枪和十字架侵占几大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以及他们那些用炮艇和机枪及新近用直升机和计算机赢得全世界诸帝国的继承者，都发动过战争。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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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命运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已故的宇宙科学家卡尔·萨根提到了这一品质的意义。[1]他说，当今的高科技已使人类摆脱了遭到灭绝的双重威胁：绕地小行星的爆炸和早已形成的新冰川纪的袭击。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我们可以使那些被发现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用核导弹将它们炸碎。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巨型行星太阳镜集中太阳的热能来温暖冰冷的地球，利用太阳能防止或缓冲新冰川纪的到来。这种行星伞和行星加热器的结合为人类提供了某些安全感，防止他们成为宇宙蝇拍的牺牲品，尽管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蝇拍会扼杀地球上的生命。人类不久将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这将使人类成为第一个多星球的物种，以此获得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这是一个可以重新提供极称心的保险以防御未来灾难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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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类迄今为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少抑制蠢行这个事实，这一推断是很难让人心安的。但另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人类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一个优势是逐步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全球性的供应过剩。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的贫穷，他们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生活。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财富更少，而从我们几千年来不断积累起来的技术本领和科学知识中得到的财富则更多。因此，能分的馅饼不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再注定要为生存无情地争斗——不再注定要实行赢家通吃的强权政治。然而，传统的强权政治远还没有被取代，这一点在上述揭露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数据中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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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立在设计者材料的洪流之上，由科学家们从分子以上的物质中定制。由于是定制的，它们也就能够根据需要比金属更强、更便宜，它们可以用来建造飞机、汽车和所谓的“生物材料”（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来制作髋关节、骨植入体、人造动脉，甚至整个人造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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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与内在自我、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求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个事业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无可比拟。它还要求那个知识的王冠带有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为它提供方向和目的。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醒人们注意它的潜力，并提防它的危险。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谦卑和仁慈”地进行，不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竞争，或为了比别人优越，或为了利益、名誉、权力，或任何这类劣等的东西；而是为了生命的利益和效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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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水位上升迫使整个群落在一起工作，且这样做时能使他们超越过去的恐惧和偏见，所以转变才是可能的。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水位正在全球上升，正在促进全球的超越。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大机构逐步衰退，促进了这种转变，迫使个人取代日益机能失调的体制。职责和功能不再能安全地委托给控制中心，不论是白宫、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必定正在收回权利和管理工作，为重建他们的社会而创造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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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善良的人们不保持沉默而选择做一些事情，他们应当做什么呢？这里也有当代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智慧之语来指导我们。爱因斯坦在晚年越来越关注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在下面的结论中，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几个世纪前所断言的基本伦理的前提。对培根来说，科学是一个工具，服务于“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同样，爱因斯坦坚持认为，“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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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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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语说明了印度人对政府进行核试验的不同反应。这种不同支持了爱因斯坦的论点，即人类不应“听任那残酷、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换句话说，21世纪并不是预先注定的，它将是我们创造的样子。这一结论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示威者成功地说服了他们的政府在1998年9月宣布，它们将签署一个禁止核试验的国际条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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