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及工矿、铁路、电报、船政企业陆续建成，清廷耗费巨资创建了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亟需大批的工业技术人材和能够掌握操作机器生产程序的技术工人，而水师官兵尤其需要进行近代化的海军技术操作、维修及作战知识的训练，大批的军事学校及专业技术学堂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客观需求才陆续建成的。这一点，是导致洋务教育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早在1867年，洋务派人物沈葆桢在谈到发展船政事业的前景时，就明确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其理由就在于：只有培养出具有西洋制船、驾船、修船知识技能的足够人材，中国的船政事业才能切实起步。1880年，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请求创办天津电报学堂的奏文中，也首先备述了电报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价值，并称“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倘若中国再不建立自己的电报以通气脉，就必然在今后的战争中失去“兵贵神速”的优势，而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材，则是发展电报事业的前提条件。四年之后，李鸿章在谈到天津水师学堂的创置时，也称北洋筹购铁甲快船，以管驾员弁需材甚亟，并称：“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至1889年，洋务派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之洞，在《增设洋务五学片》的奏文中，谈到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当宜讲求的理由时，也完全是从富国强兵的客观需求出发，称之“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