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并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军事指挥家，或者说，在当时明廷的军事力量下，他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并不比孙承宗、熊廷弼，乃至于洪承畴高明多少，在笔者看来，这几位军事才能旗鼓相当。
从1619年明军萨尔浒大败开始，到1629年（崇祯2年），这十年中间，明朝专任的辽东兵事将帅，先后更迭了14人次，其间只有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认清了“辽东战事”已经进入了战略防御的形势。
他们采取了以守为攻，相机进取，逐步收复失地的战略方针。袁崇焕在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了熊廷弼、孙承宗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即他主张的：
“恢复之计，不外称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这一完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归纳起来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且守且战，且筑且战，且筑且屯，体现了守土为民，民心可用，兵民为胜利之本的战略思想；
其二是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正确地处理了战略防御阶段和攻防战守和战交替使用策略的辩证关系，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军事原则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贯彻；
其三是法在渐不再骤，在实不在虚，正确地指导了战略防御的阶段转换。主张持久战，反对轻敌浪战，主张在兵源，粮饷，器械、土气和内外关系等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时，捕捉战机，则期进攻，反对不能知己知彼，玩师轻举的盲目军事行动。
自明和后金交战依赖，明军屡败，丧城失地，百姓流离。辽土之失，使明朝的边境地区，再也不能保持安靖。失去了对抗袭扰的可靠屏障。辽民徒徙，有的被后金贵族掳掠为奴隶，有的则逃往关内外，甚至流入朝鲜境内，也有的结寨自保，以待明军。这就使明廷在关外道德兵源和粮饷，不能得到保证，只能仰仗于关内的征调和转输。
辽民的流亡也引起了关内外社会秩序的动荡。强敌压境，内部纷扰，此为兵家大忌，但由于辽东的军情紧急，明廷不得不从内地抽调人马，远道来自山西、陕西、四川、湖北、山东、河南、直隶的军队，云集山海关一线，这些远来之兵，粮饷稍有不继，骤然哗变逃往，或消极避战，怠情困守，成为辽东前线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当时就有人指出，山海关之险，本用以防东虏，现在却要防兵了。
所以在辽东之地，辽民之中挑选组建一支军队，以战略防御为主，是明廷此时此刻最佳的军事策略，而第一个提出这个策略的，是天启的老师孙承宗，只是孙承宗因为阉党的迫害，很快就离开了辽东，后续的袁崇焕继承了此战略防御思想，且是一个最有魄力、最有才干的实施者。
自萨尔浒以来到明廷倾覆，唯一的两场胜利，即是袁崇焕所指挥的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但这两场胜利，只是明军战略防御思想下所取得的保卫战胜利，远没有对后金的崛起起到有效地遏制作用。
袁崇焕主持辽东战事，只是暂时性地遏制住了后金对明朝的进攻，却并没有阻止后金从军事联盟政权向封建帝国的转变，尽管无法彻底攻破关宁锦防线，但皇太极也因此腾出手来，先征服了漠南蒙古诸部，然后又征服了朝鲜，而袁崇焕对皇太极一系列军事动作无动于衷。
这无疑是明廷一个极大的失误，原本的后金或许战斗力很强，但是并不持久，单纯依靠满人的人口的经济是无法持久进攻明朝的，然而征服蒙古和朝鲜以后，特别是朝鲜，这就使得后金的社会经济得到补充，发动战争的潜力大大提高了。
而反观明廷，辽东的防御是到处筑垒，而辽东仅存的几座城根本谈不上自给自足，这就十分依赖明廷的财政，其花费之大，成为了压死帝国的其中一根稻草，连年不断的辽饷摊派，加上罕见的气候现象天灾不断，使得西北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十几年不断。
战略防御的思想不错，但却也要相机削弱敌人的力量，后来的洪承畴提出了“且守且战”的战略思想，才是明廷逐步扭转败局的唯一的机会，可惜等到洪承畴的时候，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加上朝廷中央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遥控指挥，朝令夕改，朝臣各怀鬼胎，心思各异，党争不断），使得辽东战事的指挥系统经常出问题，打乱了战略部署。
综上，袁崇焕的军事才华，只能说是同时期明廷第一梯队，但远远谈不上十分厉害，把任何一个知兵事的文官放到那个位置，都能做到防御战的胜利，倘若当时孙承宗没有去官去的早，或许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会折戟于宁远、锦州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