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现代性意义的理解

如题所述

《狂人日记》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精神与现代文学意味的白话小说。
首先,《狂人日记》的现代性意义表现为作者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悉中体现的一种空前千古的现代理性精神。鲁迅将他在长时期对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沉思中磨锐的理性锋芒,直接刺向被仁义道德一类冠冕堂皇的假面掩盖着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内核,剥露出凶残的“吃人”真相。小说切开历史的纵剖面,活现出旧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而这种吃人的惨剧如恢恢天网,笼罩社会。从赵贵翁到大哥,从医生到路人,“自己想吃人,又怕别人吃,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吃人的场面又是如此暴戾:“易子而食”,长幼在劫,食肉寝皮,无所不施。这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实乃一篇囊括数千年宗法制度吃人总罪状的檄文,它以其热烈的憎恶拆穿“从来如此”的封建宗法教义,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完全的体现了“醒来的人的真声音”的理性自觉,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其次,《狂人日记》的现代精神体现在它所表现的五四启蒙时期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自省精神。所有的人(除去“我”),都是要“吃人”的,无论是社会受益阶层的赵贵翁,作为“礼教”和“家长制”化身的“大哥”,还是社会非受益阶层的“佃户”,“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还是专业人员的医生,包括自己的母亲,无一例外,特别是青年、小孩,都为人吃人的社会所深深戕害,这样一个吃人者用礼教杀人的凶残严酷与被吃者的麻木不醒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民族现实,从中不难看到作者对民族命运忧愤深广的情怀。当然《狂人日记》对民族历史的批判与作家自身文化心理的自省是结合为一体的。当狂人在联想之中觉得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时,便由被害者的恐怖转化为加害者的恐怖,由被害者的控诉转化为加害者的深深自责,从中蕴含了复合在狂人形象中的创作主体人格对自身无情、沉痛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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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11-08
狂人日记》(1918)一百年前发表时,在知识界可谓轰动一时,其中“礼教吃人”和“救救孩子”,已成不朽的警句。回顾当时的评论,虽然简略,但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新青年》记者指出这篇小说是“用写实笔法达寄托(Symbolism)旨趣”,即结合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笔者就认为很到位;另外,当时正受尼采影响的傅斯年指出,“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这点对更全面地理解小说的多层意义,笔者认为也很重要。但《狂人日记》中的“狂”更容易跟“礼教吃人”联系起来,大概在当时的反传统或反封建的时代大潮中,更能引起共鸣,而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也就因此更为人们所注意。此后中国的研究者和评论者,自然有更多的卓见与成果,对小说文本有更细致的分析,对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也具备更广阔的比较视野,得出很多独到的见解。张梦阳对这些研究做了很详尽的梳理。不过这些研究和解读,仍未能完全解除笔者的困惑,虽然笔者的困惑其实仍是基于一很“老套”的思路,即探讨作者想通过小说反应当时现实的什么问题、表达什么意思。
要探讨《狂人日记》的历史现实寓意,得先弄清楚“狂人”究竟是疯子还是狂人。我们知道,“疯”与“狂”是不一样的,但小说中的“狂人”却兼具疯子和狂人的特点,那么,这“疯”与“狂”究竟是什么关系?具体地说,如果按照一些论者所认为的小说中的“狂人”是反封建的“狂”,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狂人”“被迫害狂”等病理特征,跟他反封建的的“狂”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呢?或者说,为什么反封建的“战士”会是疯子?或再换个问法,为什么反封建的战士在鲁迅笔下会以疯子的形式出现?这“疯子”形象的选择仅仅是艺术表现手法的选择即偶然性的结果?不像是;是因为封建势力的强大与压迫?好像是,可又好像并不尽然,因为这个“封建势力”其实很朦胧:虽然概括为吃人的礼教,而这吃人的礼教却无处不在,连“狂人”本身也难免,只能寄望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狂人”抗争的对立面几乎是所有人。再对照一下《长明灯》,情况就更清楚。《长明灯》的主旨基本跟《狂人日记》相同,只是小说叙事视角不一样,前者是旁观者视角而后者则是“狂人”本身的视角,而从旁人所见的“疯子”的精神病病理特征,就比“狂人”的模糊且可疑得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明灯》的“疯子”的对立面跟“狂人”的对立面也要清晰得多,他面对的是全村人。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扩大到鲁迅的其他小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组跟“狂人”相似的人物形象,如《药》(1919)的夏瑜、《在酒楼上》(1924)的吕纬甫、《孤独者》(1925)的魏连殳等,他们都是新的知识份子,是当时的先觉者和改革者。很多研究者都已注意到,这些人物的际遇都很悲惨,并点出他们的命运跟辛亥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即失败有关联。这已经差不多是多数鲁迅小说研究者的“共识”。但问题还没有完。为什么辛亥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彻底而失败了呢?
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或旧民主主义的失败,自然可以给出一定的答案,例如中国虽在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新的生产关系还没发展起来,就遭到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侵略,力量悬殊,自然失败。但马列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偏重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尤其是阶级斗争,对发展产生的社会其他层面的矛盾变化,尤其是人的主体即心理的矛盾变化便不太重视,而文学作品更多的却是反映具体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矛盾问题,解读起来,就难免有点周折。笔者试图从更直接的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所谓现代化,跟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多重叠,虽只局限“现代”,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理论,与马列社会发展理论可以并行不悖,而其侧重的问题也正好是我们要探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解读,就笔者看来,既可避免一些诸如人物阶级属性之类与作品分析关系不大的理论周折和纠缠,而又能更切中作品问题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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