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东汉和明朝是宦官专权的重灾区。其实，唐朝中后期也出现了类似现象。相较东汉和明朝，唐朝的宦官除了抓权，还控制着皇帝。自唐穆宗后的九位皇帝，有七位是宦官所立，敬宗、文宗甚至被宦官所杀，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宦官哪来这样的底气呢？一窥神策军的发展，便能知晓答案。
神策军的成立，与吐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吐蕃在七世纪强势崛起，对唐朝的西北边境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六月，名将哥舒翰率军攻陷了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石堡城，以此为契机，占据了黄河九曲，取得对吐蕃的战略优势。
天宝十三年（754年）七月十七日，哥舒翰上书获批，成立西北边防军，以此为战略支点，持续碾压吐蕃。神策军在洮水南岸的磨环川成立，首任神策军使由洮阳太守成如缪担任。神策军最初编制只有两千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团的兵力。
次年12月16日，安禄山起兵反唐，攻势凌厉。朝廷抽调边军，驰援赴难，神策军也是其中之一。公元759年，神策军将卫伯玉率领千余人，参加了相州之战。尽管唐军占据了人数优势，但相互之间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结果一败涂地。
卫伯玉败逃陕州（今河南省三门陕西），不久前神策军原驻地已落入吐蕃之手。无家可归的卫伯玉只得暂驻陕州，站在了抵挡史思明叛军的第一线。此时，深受唐肃宗李亨信任的宦官鱼朝恩也在陕州督军。神策军第一次与宦官有了交集。
上元二年（公元760年）二月，叛将史朝义率军夜袭陕州，卫伯玉主动出击，在永安大破叛军。肃宗大喜，褒奖神策军，命其镇守陕州，卫伯玉受命入朝，鱼朝恩乘虚掌控神策军，原先的边防军变成了藩镇军。在鱼朝恩的运作下，神策军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陕州节度使所属的军队，统统被其纳入神策军，军队规模扩大到万余人。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犯边，直驱长安。代宗李豫出逃陕州，鱼朝恩率神策军充当禁军，保护代宗的人身安全。随后，代宗在神策军的护卫下，回到长安。两年后，吐蕃再次侵扰关中，神策军驻军苑中，并分设左右两军，从此确立了中央禁军的地位。
神策军分立之后，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四人、统军两人，屯驻京畿和关内要地。为统一指挥，设立护军中尉，节制神策将吏，同时以左右神策行营的名义，统率京畿和所在地的驻军， 由此可以看出，神策军具有拱卫京畿和野战的双重职责。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鱼朝恩获罪身死，神策军恢复了由兵马使统率的先例。然而建中年间爆发的“泾原兵变”改变了神策军的命运。建中四年（783年），原凤翔节度使朱泚发动叛乱，长安失陷。德宗带着妃子、太子、宗亲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军紧追不舍，轮番围攻奉天一月余。关键时刻，神策军及时救驾。叛军人多势众，神策军顽强作战，敢打敢拼，迫使叛军无功而返。随后，神策军收复长安，迎回德宗。
经历这一变故，改变德宗的观念。在出逃过程中，皇帝的威仪荡然无存，文臣武将或逃或降，只有宦官忠心地环伺左右。大笔军费豢养的军队，随时可能反咬一口。只有神策军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堪称当时军事力量的台柱子。
德宗认为宦官是最值得依赖的对象，神策军是最能打的军队，两者结合，强强联手，必定能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至此，宦官掌控禁军成为一项制度。
凡事就怕万万没想到。宦官仇士良的出现，使得神策军彻底沦为宦官打手。宪宗即位之初，提拔心腹宦官仇士良为内给事，权势日益。经宪宗、穆宗、敬宗三朝，仇士良虽呼风唤雨，却无法坐稳“宦官一哥”的位子。
文宗李昂即位后，对王守澄为首的宦官势力，十分不满，有意提拔李训、郑注等人，密谋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五年（公元835年），文宗设计剥夺了王守澄的兵权，将其免职、赐死,另立王守澄的对头仇士良填补权力真空，出任左神策中尉，掌握神策军的权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