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文化观念包括一、史家情怀：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关心未来，关心人类社会的历史前途。中国先民对于过往与未来的关系，很早就产生了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即“彰往而察来”（《易·系辞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司马迁著
《史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了“述往事，思来者”的撰述宗旨，即叙述过去的史事是为了使将来的人读其书而有所思。《汉书·司马迁传》颜注谓：“令将来之人，见己志也。”是深得太史公之意的。司马迁之志是什么呢？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所得，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之所得。这正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伟大之处（以上引司马迁语，见《
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多识前古，贻鉴前来”（
唐高祖《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
《唐大诏令集》卷81），成为史家的共识和史学之一个基本任务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永久的伴侣。
二、历史智慧。史学伴随着社会历史进步而发展，同时也为这一进步而发挥巨大的作用。
唐太宗强调史学有大用，说过“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修晋书诏》，《唐大诏令集》卷81）。这可能较多的着眼于政治。刘知几从“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出发，指出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
王夫之论史学的重要，则包含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和人们思想的熏陶和做人的准则（见《读通鉴论·叙论四》）。
龚自珍进而提出：“出乎史，人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
《尊史》，见
《龚定庵全集类编》卷5）他说的“道”，偏重于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上升为历史智慧。这里，实际包含了“史”与“道”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史”指具体的史事，“道”指法则和规律。人们认识了丰富的史事，即可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人们要想掌握这个法则，就首先要学习和研究历史。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史学上所一再讨论的“时”、“势”、“理”、“道”，都具有探索法则和规律的意义，都闪耀着智慧之光。从比较具体的层面看，不论是关于自然的认识如天文、地理、生产活动等，还是关于社会的认识如民为邦本、治国安民、法制、教化、移风易俗等，都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水平、实践能力相对待而言的；但是，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一样，而任何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智慧的启迪。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历史智慧之光在未来的社会里仍将放射出灿烂的光华。
三、人本思想。西周末年，“天命”观念开始动摇，春秋以后，人本思想不断发展。史学家们一方面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探讨人与时势的关系。司马迁正是在这两个领域的探讨中，真正找到了或者说发现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位置。他在《史记》的撰述中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并从三个层面作出说明：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面，是记“扶义倜傥，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在具体表述上，司马迁从以下几个方面写出了人的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一是描述了以人事为发展线索的历史进程，二是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
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三是指出了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强调了用人的恰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五是关注普通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等等。司马迁关于人在历史进程中之作用的认识与记述，继承和发展了
先秦时期人本思想的萌芽和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人自己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