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诗经》及中国古代诗歌等多领域的历史贡献
□山田耕夫
要说孔子与《诗经》的渊源关系，会让人们想起一个问题，那就是，孔子看重《诗经》的什么呢？说句实在话，《诗经》是一部民间歌谣，除“国风”之外，大多来自于民间。正是如此，后来的专家学者，大都相中《诗经》的文学价值，少有人去诗歌方面去研究它的社会价值。
然而，在春秋时候的孔子，则与众不同。他却从政治角度去编研《诗经》，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得从《诗经》在春秋时代的社会功用价值去看待这个问题。如《诗经》的政治意图等等。有人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诗歌形式承传政治主张的经书。仅管，这一说法还没有权威的认可，我看是有其合理的东西在为我们展现《诗经》的风采。正是如此，孔子才如此看重《诗经》的社会价值在于其政治主张的诗解。
好，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我的看法，供研究者商榷。
一、《诗经》用文学解读儒家思想
《诗经》在春秋以前，已有零星出现，它收集的是黄河流域一带各诸侯国所辖的民间诗歌(准确地说，是民间歌谣)，特别是“风”中，就有不少来自民间的诗歌。而“雅”和“颂”来自统治阶层及庙堂的歌诗。当时的诗是以歌诗的形式出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诗可以入乐而歌唱的。所以说，《诗经》中的诗，很大一部分是用来为宫廷服务的，特别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往往是歌舞升平的必需品。
正是如此，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了。连说话这种常事，都要求人们去学学《诗经》，那简直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学《诗》高”。到了孔子的那个年代，他更是强调学《诗经》的重要性。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其意不言而喻了。当时的贵族们不管干什么公事或出访诸侯国，几乎大多数用语出自于《诗经》里的诗。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成了统治阶层的官方用语，成了官方思想的代言者。
这是其一，其二是黄河流域一带的礼乐文化之大气候下，孔子的故里鲁国(今山东)一带，更是礼乐之邦，深受其影响的孔子，便以礼乐文化为准则，加以其于《诗经》之中，为后来的儒家思想准备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孔子的那个时代，经过收录整理的《诗经》，已经完成，但其编定成书的指导思想以及选稿分类等具体细化工作，相传是孔子及其弟子完成的。当时没有印刷技术，全靠人工手抄于竹简成书。这一系列活动即孕育了儒家思想，反之，其整过程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引领。所以说，有人说其《诗经》的成书与儒家思想的形成是互为作用的共同体。
据早期的春秋史书《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和《尚书》等史书记载，贵族们在各种重要的场合都用《诗经》来表达各种政治意图。这就有力地佐证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诗经》算是最早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去解读儒家思想的诗歌总集。有人说，“诗歌是政治思想的产物”。这一说法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二、孔子对《诗经》后来的研究拓展了历史空间，跨学科地保存了详实的历史资料
上面，我已经讲过《诗经》的编辑成书的指导思想及其删减选稿等原则，无不体现孔子的儒家思想。近来出土问世的战国竹简文献《孔子诗论》，它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说《诗经》不是孔子编定的，它只能说明在孔子编定《诗经》时，已经有了《诗经》这本书，不过当时的《诗经》真伪混杂，不是现在见到的《诗经》。从当时“周礼”思想的实际需要，需要对《诗经》进行全面的编修。从这个意义层面去解释《诗经》的这个问题，还可以证实《诗经》是孔子编修的，那是完全可信的。现在的《诗经》样本告诉我们：今本《诗经》章次、篇目等的具体运作基本上合符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这就从客观上证明了孔子对《诗经》做了系统整理和编订等重要工作。孔子的这些重要工作，特别是对《诗经》作了进一步调整各篇的乐谱与解读思路，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但是，孔子整理《诗经》的总原则，依然是“述而不作”，基本保持了诗歌原汁原味，为后来的《诗经》的历史性研究，思想的解读，文化文明的深层探源等重要活动，奠定了资料性基础。
在有关《诗经》研究性论著中，我曾提到过《诗经》是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我们可以从孔子主张学《诗》的两大理由里可以得到佐证，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说《诗经》中的很多诗篇中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难怪纳兰成德在他的《毛诗名物解·序》一文中所说的，“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经》的历史贡献，远远超出了承传诗歌意义的本身，为我们后来的研究其他学科保存了详尽的历史资料。
三、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开创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之先河
说到孔子对《诗经》的历史评论，让我想起在他对《诗经》的编定工作中说过其编修原则是“述而不作”，算是对《诗经》的总体认识和评价，也算是对《诗经》最原始的评论吧！
孔子后来从《诗经》的社会作用方面，也评论过《诗经》，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这一评论行为，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诗学领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也很重大，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他算是开天之祖。
后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家，他们从“兴观群怨”中找到了诗歌批评最原始的批评之路。对“兴观群怨”的历史解读，也算是“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著名文学批评家孔安国、朱熹以及郑玄和后来的曹操父子还有刘勰等名家对此，也算是“各领风骚”吧！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解读出诗歌存在的历史意义。一个最为根本的共同点在于诗歌的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根本属性在于通过诗歌的阅读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政治的得失以及帮助人沟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和批评指责执政者为政之失，抒发对苛政的怨情等等其社会作用。这也算是孔子对于诗乃至于所有文艺作品的美学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早期认识和总结。
总而言之，孔子对《诗经》的总的评论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他的这一评论为《诗经》后来的评说定了一个基调或说是一个理论框架。从政治思想方面，解读出《诗经》的“无邪”。为后来的为诗之路，也应让自己的诗“无邪”。这既是诗歌批评的标准，也是诗歌的美学准则。因此，“思无邪”三个字就是孔子对《诗》三百所有诗歌内容的总结和概括。所以有人认为孔子在整理过程中，他的《诗经》删减也是将“思无邪”作为其基本原则的。
从《诗》、《礼》和《乐》这三者看来，它们完全体现了三位一体的基本准则。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基本体现了《诗经》的“温柔敦厚”的社会目的或说是社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诗经》的社会职能已经远远突破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范畴，已经将自己的触觉延展到礼乐制度、儒家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里去了。成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实解读者。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讲，孔子对《诗经》及其对中国古代诗歌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及其历史贡献都是史无前列的。特别是对后来的中国诗歌的发展及其诗歌文学等等的批评，有着相关重大的历史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历史地证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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