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两次在电影院发火的经历。
一次是看《唐山大地震》；一次是看《一九四二》。
《唐山》里，石板压住两个孩子的为难，数十万人的生死，徐帆却只用二十年后轻松的一跪就了结了所有前尘往事。我眼前历历的却是2008年5月，九寨沟的羌族小伙哽咽着给我打电话：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尸体…太惨了…太惨了…我真的受不了，我只能用衣服盖住头，一路拼命的跑…我不敢看…奶奶不肯跟着我们走，她死也要死在家里…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看《一九四二》。
电影开始了，没用太长的时间，荧幕上就开始了杀戮。灾民抢粮，血浆漫红了院子。如果这个尚在可忍受范围内，在随之而来逃荒大迁徙中，日本炸弹下的血肉横飞；孩子尸体被拦腰撕裂，肠子拖了一地；野狗争抢尸体的内脏，而导演还安排了个洋人记者用相机不断的拉近、定格、摆拍；照片辗转到了蒋介石手中，镜头仍在不断的拉近、定格、摆拍；最后一场血顺着明晃晃的刀尖，从张默的后脑喷薄开来，终结在范伟的唇齿之间。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令父母们认定了这是一部可以带着家小阖家观赏的电影？是什么力量促使冯小刚把一部主流院线片拍成了Cult片？
这个导演，在散乱的故事线里，他用张国立徐帆去咯吱老百姓的痛感神经；用陈道明李雪健去拨弄所谓高知分子的政治神经；刻意放大上帝与传教士的宗教意义，全不搭界的塞进两个好莱坞大牌演员，讨好所谓的国外电影节评委与片商。每个镜头、每秒剧情，充斥了算计与心机。
他明明做着与民间马戏团班主如出一辙的把戏，用福尔马林浸泡着蛇、猫和畸形婴儿的尸体，走街串巷，招徕老百姓猎奇的目光，却偏偏还要摆出一副艺术家的姿态要世人膜拜。
居然也还真的有人膜拜。
这大约也是在中国这样神奇的国度才能发生的文化奇景：在1个人过马路不守交规被撞死也能被解读出100种政治阴谋的国度，再血腥的屠杀只要套上高帽就能冒充春秋大义；只要是敌国造成的杀孽、是敌党放任的血腥、是历史中早已过去的残酷，只要无损当朝之清明，再不堪的画面也能光明正大的亮相。
只见利益，不见悲悯。
于是，我坐在电影院的黑影里，嘴里像吞了一坨屎一样的恶心。
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会有多少水军或者自以为是的观众继续撑起这部电影的口碑。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多少未满18岁的孩子会被迫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一遍又一遍的看着自己同龄人被拦腰撕裂。
如果真如导演所说，要给历史留存一点良心记忆，如果真的有良心，那么，能不能把你的镜头抬高一寸？
就像2008年5月12日下午，那个用衣服包着自己头，一边哭着一边在遍布尸体的路上奔跑的羌族青年，无能为力，只能闭上眼睛。这是唯一能留给自己的慈悲。
那个拍《甲方乙方》的冯小刚走远了，我很怀念他。
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当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时，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
也许确实是因为内地没有电影分级的关系，所以许多人对血浆与血腥的尺度大不相同，这也让这部电影有了更多所谓解读的空间。怎样的画面是适度的，好莱坞已有成熟详尽的标准，有兴趣的不妨百度，我不赘述。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你隔壁家邻居为了抵抗强拆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你是必须要看见他如何肝脑涂地才会受到触动？才会反省社会不公？
在同样追逐利益的媒体都懂得回避血腥镜头或者打上马赛克的今天，依然有所谓大片导演，在公映的电影中，没有把电影里的“人”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