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易卜生在剧中主要提出、探讨了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妇女处于什么地位。从该剧中娜拉和海尔茂的关系能够看出，海尔茂所代表的男权高居于女性之上。虽然海尔茂口口声声称娜拉为“我的小鸟”、“小宝贝”、“小松鼠”、甚至“我的孩子”，并一再声称爱娜拉，但实际上他从未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过妻子。女人在海尔茂所代表的男性权威面前不过是服从者。在经济上，她们没有独立权，在生活中，她们也没有取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因此，女性并没有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关系。那么，这种不平等用什么包裹起来，从而使妇女误以为进入了平等的时代，获得了妇女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呢？这恐怕是易卜生在表面问题之后隐藏着的更深层的问题。
其次，对资产阶级社会拥有特权的男性自私、虚伪的本质的揭露。作家在此主要通过资本主义社会成功男性海尔茂的形象来揭露其本质的。娜拉伪造保人签字暴露之前，海尔茂对她海誓山盟，可是，一当娜拉为了他而触犯律法的行为给他带来麻烦后，他立即便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在开除柯洛克斯泰一事上，海尔茂的自私也得到充分的暴露。他解雇柯洛克斯泰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方与他是大学同学，对他的情况过于熟悉，影响他在其他人面前的威严，更重要的是，柯在业务上高出他，对他是个非常大的威胁。
第三，妇女的出路问题。1885年，易卜生曾作过一次演讲，表示要为改造社会关系而努力，这社会关系包括妇女问题，即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问题。娜拉在伪造保人签字一事被丈夫知道后，终于认清了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在家庭中的地位，决计离家出走。她说，自己除了对丈夫和孩子负有责任外，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妇女独立的宣言书。在这里，易卜生认为，妇女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妇女必须认清自己在家庭、男女关系中的地位，然后必须为自己争取作为人的权利而斗争。在娜拉身上，寄托了易卜生的希望，表达了易卜生对妇女出路的思考。
娜拉体现了当时女性摆脱家庭束缚,追求自由的思想,体现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思易卜生曾对一个给他写传记的作者路德维希·帕萨尔格说：“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我亲自体验的，也是与我经历过的一切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玩偶之家》不是随意虚构的，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易卜生有个名叫芳拉·基勒的朋友。她爱好文学，重感情，初期婚姻生活十分美满。她丈夫基勒得了肺结核，医生劝劳拉让她丈夫去南部欧洲疗养，否则病情不但会加重，且有性命危险。娜拉瞒了丈夫向友人借了一笔钱，为了推迟债期又伪造了保人签字，丈夫病治好后，知道真相，大发雷霆，谴责劳拉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他的名誉，毁了他的前途。劳拉一片深情却得到如此报应，她受不了这无情的打击，精神失常。基勒离了婚，一度被亲友们羡慕的家庭就此完结，易卜生根据劳拉这个原型，用深刻尖锐的批判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塑造了娜拉这个形象。她不仅仅是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人，而且是升华了的艺术形象。她善良却坚强，不甘心从属于他人，要做一个同男子平等的人。她认清了丈夫真面目后并没有发疯，而是冲出牢笼去寻求自由。
《玩偶之家》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和家庭关系上的假象，揭露了在“幸福”、“美满”等表面现象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本质，并提出了妇女解放这样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是一篇抨击资产阶级男权中心思想的控诉书，是一篇妇女解放的宣言书。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丑恶现实，把改造丑恶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反叛精神的少数人身上。娜拉出走就是反叛。他在作品中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指出正确的斗争道路。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的社会环境来看，他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鲁迅也曾指出：“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娜拉要真正取得独立光凭一点反叛精神是不行的。只有首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争取独立的人格。不管怎么说，易卜生不愧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大师。恩格斯给保·恩斯特的信里说：“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