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中有所谓“三代”的说法,那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也即国家)夏代和以后相继而起的商代与周代(指西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曾成为问题。《史记》有《夏本记》和《殷本记》,记述了夏、商二代的若干事实,由于《商本记》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近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夏本记》中的夏王世系估计也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夏代的存在已很少有人怀疑了。然而对这个最早的国家的详情,目前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凭借着甲骨文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遗迹,再证之以传世文献,有关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国家形态,今人已获得初步的认识。
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都邑(国都),如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屯,对这个都邑,一本名叫《竹书纪年》的先秦书称之为“殷墟”。商王居住在都邑,并且是最高主宰者。甲骨卜辞有“大邑商”、“大邑”,指的就是这种都邑。今人也将此唤作“王畿”。王畿之外,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许多方国,如有方、土方、邛方、鬼等等。商王和方国的首领之间不存在后世那种君臣关系。商王以武力称霸,但众方国并不归商王管辖,而是独立的。因此,商代实际上是军事联盟性质的方国联合体。在《诗经》、《尚书》、《周易》等先秦典籍中,灭商以前的周人,往往称商为“大邦”、“大国”,自称“小邦”、“小国”,这些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国家形态基础之上的。
古代铜器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现有的史料,并辅以推测,夏代大概也应该属于这种方国联合体。
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小邦周”的势力逐渐扩大,并大约在公元前1089年,由周武王领导,许多方国共同参加,一举推翻了“大邑商”。
灭商以后的周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于是,武王和后来的周公,推出了分封诸侯的措施。
分封诸侯,就是将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和其他同姓贵族,异姓亲戚,以及元老重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侯国,去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所谓“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后人计算,周初共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40国,武王兄弟辈的15国,成王(武王之子)兄弟辈的10国。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
卫国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封给康叔;
齐国今山东东部地区,封给军师太公望;
鲁国今山东东南部地区,封给周公长子伯禽;
晋国今山西南部,封给叔虞;
燕国今河北北部,封给同姓贵族召公奭(音士);
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封给降伏的商王室贵族微子。
……
周公死后,周王室继续分封(一说总共分封了800个诸侯)。由此,形成了大小邦国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格局。周王分封诸侯,叫作“建国”。每分封一个侯国,周王都要发给受封者文告,叫“册命”,说明封地的疆界,辖区内人民、土地的数量,所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奴隶以及礼器、车马、服饰等等,以表示给予受封者对封国的统治权力及等级,受封者要对周王承担保卫王室、贡纳、朝贺等义务。周王对他们享有赏罚予夺的大权。国君的即位和废黜,甚至卿大夫的任免,也要由周王过问。
诸侯在国内分封卿大夫,叫作“立家”。所分之地称“采邑”。采邑上的经济收入,作为卿大夫的俸禄。卿大夫以下有士,也被封予食地,他们以土地上的收入作为衣食之源。
周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分封制是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法制,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正妻生养的长子)继承父位,为“大宗”,奉祀始祖;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分封,为“小宗”。
以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项制度为基石,周朝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它的构建原理,可概括为:
周王是“天子”(意为上帝或上天的儿子),并以嫡长子继承法世世相传,称为“大宗”,奉祀始祖。周王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即父王旁妻所生之子)封为诸侯。诸侯也行嫡长子继承法,其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大宗”,奉祀始祖。以其他亲戚关系或功臣身份受封的诸侯,一准于此。诸侯的同母弟与庶兄弟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同母弟或庶兄弟则为士,卿大夫对诸侯言,为“小宗”;对士言,又为“大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平民。
通过这样的逐层分封,并辅以利用血缘关系和垄断祭祀权而建立的“大宗”对“小宗”的统摄关系,一个统一而松散的王国,便取代了原先的方国联合体。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1.周王是天下共主。这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归周王所有;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周王通过册封、朝聘、巡狩等“礼”的方式,来强调和突出自己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
2.归周王直接管辖的地方,其实只限于王畿,诸侯国是各自为政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样,诸侯在其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因为大部分土地已分封给卿大夫,由他们分别治理。
3.造成了西周王朝的主权是逐层分化的。
统一、松散、主权逐层分化的西周王朝延续了约300年。其间,这一国家形态促进和维护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形态又逐渐老化、不合时宜。最终,崩解和转化就势在必然。
时间的“锯齿”,噬啮着……
崩解的原因和必然性,可从多方面进行解释。这里我们从最简单、最易理解的两个因素入手,予以揭示。
1.经过若干代的传衍以后,周王与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就更加疏远),天子利用宗法制对诸侯所具有的统摄、约束力也随之愈益减弱。于是,当诸侯国的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逐渐导致王纲解纽。天子权威丧失。
2.人口的增长,从根本上动摇了分封制。周初推行分封制,既建立了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权,并以此起到藩屏周室的作用,同时又为周代贵族如何对财产和权力做再分配,确立了一种方式。这无疑是一项积极、有效的举措。可是,分封制之所以得以施行,是凭借了当时地广人稀,尤其是贵族人口较少这一客观条件。土地是有限的,分封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随着人口的繁衍,越来越多的贵族后裔分不到土地。早先有土地的,也发生转移或流失。没有或失去采邑和禄田的贵族,地位随之下降。他们有的成为士,有的甚至变为平民。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人数增多、并且特别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要求改变旧体制。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总人口也逐渐增加。原来的荒地,被开垦了;原先无人居住的地区,有人落了户。土地相对地变少了、变珍贵了,各诸侯国开始互相攻城略地,甚至兼并那些弱国、小国,旧秩序逐渐瓦解。
时间犹如一把无形又无情的锯子,锯割着历史过程中的一切,使新的变旧,使曾经朝气蓬勃的转而为暮气沉沉。人口增长和血缘关系因代际扩大而变得疏远,就好比时间的两个“锯齿”,噬啮和破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