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22
中国诗歌史上的初唐时期，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开始，大致延伸至713年玄宗即位时。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地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在七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中，宫廷诗的传统处于中心。“宫廷诗”在这里特指南朝后期、隋及初唐宫廷的诗。虽然在此前后，宫廷中也作诗，但只有在五世纪后期及六七世纪，宫廷才真正成为中国诗歌活动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里，不但作于各种宫廷场合的诗篇在现存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就是那些写于宫廷外部的诗篇中，鲜明的“宫廷风格”也占了上风。 到了七世纪前半叶，宫廷风格日益变得矫揉造作、刻板严格；强烈的对立潮流得到了发展，或修正宫廷风格，或寻觅替代的诗风。随着诗人们越出宫廷诗所严格控制的题材和场合，诗歌的主题范围开始扩大。此外，宫廷诗严格的修饰技巧对于创作过程的刻板控制也减轻了。通过这些变化，加上其他一些方式，七世纪后期、八世纪初期的诗人在保留旧风格许多优点的同时，迈向了新的自由。 文学自由应该从反面加以定义：必须先有一个标准和惯例的背景，作为诗人超越的对象。从七世纪后期起，宫廷诗的各种惯例所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功用：形成一组能够为较出色的诗人用来表达其自由的诗歌期待。八世纪中叶的诗歌，即盛唐诗，经常被描绘成“直率”、“自然”，然而这些特性从来不是文学的内在本性。盛唐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性，是由于有七世纪诗歌作为比较的背景。 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些标准化的惯例，以及初唐诗人如何突破它们，如何学会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虽然这里的研究局限于初唐诗，但是这些同样的标准化惯例也形成了八九世纪诗歌的隐蔽背景。八九世纪的诗人甚至比初唐后期的诗人更善于运用这些惯例和传统，尽管他们并不喜欢初唐诗。他们赞美作于宫廷诗时代之前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体现了“古风”。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上，他们依靠的仍然是发展于七世纪的处理法则。 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和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现存的论著主要是关于个别诗人或声调格律发展的研究。较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只限于确认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及注意初唐诗风与南朝诗风的关系。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或追溯此时期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 这一研究不得不略去最有意思的两个诗集，即寒山和王梵志的诗，至少是其中写于初唐的部分。这一删略是很可惜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这两个集子中的作品离开诗歌传统的主流太远，而且在创作日期及作者归属方面呈现出许多问题，如果考虑这些问题，势必会偏离对这一时期实际的文学史问题的讨论。此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作品曾为当时的京城诗人所了解。另一位诗人王绩的作品，表面上看与寒山、王梵志的作品相似，却包括在这部书里，这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对于宫廷诗传统的自觉排斥。我还将刘希夷和张若虚忽略不计，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说属于八世纪初期，但他们却经常被误认为初唐诗人。 这里需要说明本书正文及译文的一些凡例。由于量度在诗歌中极少被精确运用，所以我随意地以英制不精确地代替汉制，例如将“一里”译成“一英里”。我保留了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体制，即婴儿一出生就是一岁。我还把中国的阴历纪年转换成大致的西历纪年，例如景隆三年十二月，准确地说已经进入710年，却仍然称为709年。 与任何试图包括大量资料的著作一样，我不得不保持最低限度的注释。对于诗中的典故成语，只有在对本书的论述有益，或必须了解诗篇的字面意义时，才加以解释。中国诗歌的文本往往是综合性的。如果有现成的校注本，如陈子昂的诗，我通常加以采用。（《文苑英华》所录经常是现存惟一的、最早的原始文本，但其质量众所周知是很粗劣的。在没有其他早期文本的情况下，我用（《文苑英华》的文字校正《全唐诗》，除非《全唐诗》纠正了明显的讹误。我所引用的本文，往往综合了数种原始资料。除非出现特殊的问题，我将不讨论各种异文。为了方便那些需要查找各种早期文本及其他未翻译诗篇的读者，我根据平冈武夫等编纂的《唐代的诗篇》，标出了《全唐诗》的编码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