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铭本名唐生，“弘明”是一个字。顾把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四大洋”:“生于南洋，西学东渐，嫁于东洋，役于北洋”。顾铭曾经想刻一枚邮票，刻上这四句话来对比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
南阳顾氏源于陈氏，是宋代福建泉州同安渔民陈敦元的后裔。陈敦元因醉酒不慎伤人。为了避免被政府逮捕，他去了南洋，最后定居马来半岛，成为收复槟城荒野的华人先驱。陈的愧疚难以释怀，便改姓顾，以示悔悟。顾铭就是这个顾姓的后代。的曾祖父顾被第一批登陆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任命为当地居民的行政长官。顾铭的父亲是一家橡胶种植园的经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英语和马来语。他的母亲是葡萄牙人，会说英语和葡萄牙语。作为混血儿，辜鸿铭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语言理解力。然而，他对写作并不熟悉。后来北大的学生发现辜鸿铭有一个弱点。"写中文常常漏掉一个或一个笔画."
顾赢得了父亲的朋友、英国商人布朗的青睐。布朗收养他为养子，并于1867年左右将他带回苏格兰老家，为他的学业做了精心安排。14岁时，顾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并很快被莱比锡大学录取，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回到苏格兰后，我去了爱丁堡大学。顾早年学外语的时候就用过‘背’这个词。养父布朗教他学德语时，让他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学英语的时候，我背了37部莎士比亚戏剧。直到晚年，辜鸿铭才能够逐字逐句背诵弥尔顿的6000首长诗《失乐园》。学生凌淑华竖起耳朵听着，扑倒在地上。顾的记忆方法是先印象，再回忆，最后回忆。有人问为什么记忆力这么好？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子记，我们中国人用心记。
10岁时，辜鸿铭和正直的父母布朗去了伦敦。永远穿长袍、夹克和辫子。有一天坐电车，他故意把《伦敦时报》拉回来，几个英国人笑得前仰后合。顾带着纯正的伦敦口音读完整篇文章说：“你的英语只有26个字母，太简单了。如果我不倒着读，一点都不好玩！”车上所有人都惊呆了。
1877年，20岁的辜鸿铭通过学习和考试两种古代语言，即拉丁语和希腊语、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他去牛津大学深造，并访问了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在德国柏林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搬到了巴黎。掌握十门以上外语，拿到十个以上文凭。此时，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唐生决心听从父亲的命令，“回到东方，做一个中国人。”
顾英语学得很好。著名中国通得主、袁世凯总统前顾问乔治莫里森曾是辜鸿铭的终生死敌，但他真诚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量不大但很丰富，他是个语言天才。”他的德语水平也很高。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第一个能用地道的德语交谈的中国人。”在民国初年德国人举行的俾斯麦诞辰100周年晚会上，辜鸿铭用德语做了一场激情四射的即兴演讲，赢得了德国全场观众的掌声。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懂英语的人只有三个半。一个是辜鸿铭，一个是吴朝书，第三个是陈友仁。”另一半是关于王宠惠的。
顾铭认同中国私塾的教学方式，认为孩子在启蒙前不久读完《四书五经》，然后像流水一样背诵，自然会互相学习。他曾感叹，“现在学了十年英语的人，只能睁着眼睛看报，只能把书加长来修。”他们从小就看了一本关于一只猫和一只狗的书，所以最后他们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就。“有人问他如何学习外语。他说，“首先，记住一本名著的基础。"
20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在招待会上，一位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看着这个陌生的中国老人，她一时找不到话题。端上汤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在唐人街学了一口蹩脚的英语，问：“你喜欢喝汤吗？”你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点头。酒过三巡，辜鸿铭站起来致辞，说着一口流利优雅的英语，让现场观众大吃一惊。顾铭坐下来，学着这位女士的口气。他低声问这位女士：“你喜欢演讲吗？”你喜欢我的演讲吗？)
一位新聘请的英国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教师休息室里。他无意中看到老人戴着瓜皮帽，笑了。顾铭没有生气。他上前询问他的名字和他用纯英语教的科目。英语教授很惊讶，回答说：“教文学。”立刻改用拉丁语和他交谈，而杨教授则语无伦次。顾铭说，“你教西方文学。你怎么能对拉丁语如此漠不关心？”杨教授很尴尬。
1881年底，唐生会见了马建忠。经过三天的交谈，他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爱上了祖国的文化，决定学习儒学。他来到中外杂糅的香港，潜心研究中国经典，著述《中国学》，总结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的发展，严厉批判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缺失。这篇文章从0755连载到79000后，他赶到上海去请教马建忠，却没有见到他，而是一节课听了四本书。唐的《林西报》说：“你是新，新，新。”“大学”二字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借用了“唐氏”二字，取了“弘明”二字。洪，这件事意义重大。
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漫游中国，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将最新出版的英文版《潘明》赠送给伊藤。伊藤听说辜氏家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就趁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方学术。”孔子的教导在2000多年前是可以实践的，但在20世纪的今天是无法实践的。还不清楚吗？顾铭回答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像数学教人加减乘除。“几千年前，他的方法是339。现在20世纪，他的方法还是339，不是338。”我没什么可回答的。
一个美国上尉在福州无故向中国人开枪，打死了几个人。他只付了20美元，但美国驻福州领事指责他多付了钱，说他是个傻瓜。顾铭得知后非常生气，公开宣称这个外国人是“伊”。他写道，“真正的彝族人是指像美国驻福州领事这样的人.那些以种族和财富为荣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那些只看重蛮力欺负法德俄的人，还有那些自称文明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文明的欧洲人！”
他在张之洞总督办公室做洋文案的时候，看到西方人的公文里把中国货叫做土货，就很生气。他认为土著含有野蛮。中国制造的商品怎么能称之为土特产？马上改成中文，明确告诉它是“中国制造”。
顾铭尊敬慈禧太后。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在首都，慈禧逃往西安。当洋人声称要惩罚罪犯时，慈禧活在恐惧中。张之洞和刘坤一指出，外国人必须尊重这两座宫殿。顾铭用英语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愿意为国王和太后而死！中国关于慈禧太后陛下真实感受和权威的声明，交给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德国皇帝威廉和俄国沙皇。半年后，它被送到日本邮政出版。他说慈禧“心胸宽广、坦荡高尚”，绝不是专制君主。当她开始花钱建造颐和园时，她已经努力工作把钱赚回来了。当她把权力移交给她的侄子光绪皇帝时，她要求她的人民和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建造一个宏伟的家园，在那里她可以度过她的余生。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本着爱国主义精神撰写了《论语》等英文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向世界舆论讨回公道。当列强叫嚣中国拆除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喊，我是来提醒世人，中国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敢预言，如果这个堡垒不在世界上引起应有的重视，很快连外国人都无法在中国谋生，除非他们去抢！这样的文章可以称为国家宣言。对辜鸿铭的评价是：“义和团乱斗，联军北犯。”用唐生英语草“敬王”来申请义。大国都知道中国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是不可欺的。"
19世纪末，欧洲爆发了一场“黄祸论”旋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画了一幅黄祸图，寄给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这意味着“黄种人”的崛起将对欧洲构成威胁。顾铭发表了文章《敬王》，遭到了严厉的驳斥。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鲍勃埃文斯专门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文章中的每一个字，我相信这是值得做的。”最后，在许多利益攸关的问题上，我站在了中国一边。"
武昌起义后，辜鸿铭在给《清史稿》编辑的公开信中，将辛亥革命称为“一场暴动”。他反对革命者。“真正的障碍是统治机构缺乏活力，当权者无能。再加上寡头集团在治理体中形成的障碍，突然造成血液循环的中断，导致武昌血管破裂。但是，满语并不是造成这种障碍的原因。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才是造成这一障碍的真正原因。”他还感叹，“我在上海的文人朋友中，恐怕只有我一个来自中国，对朝廷绝对忠诚。”
1911年冬，前清张謇、唐设宴，请辜鸿铭为袁世凯捧场。席间引用孟子的话说：“你若视我为狗或马，我便视你为中国人；当你视我如粪土时，我视你为敌人”，试图说服。而辜鸿铭却无动于衷，当场讽刺两人说：我的人生应该是失意的。可你们两个，一个是“史上芥菜”，一个是“顶级狗马书生”？扔掉杯子，走开。唐虽然被骂，但一直很尊敬辜鸿铭。顾铭死后，他试图向政府申请举行国葬，但不幸失败了。
1913年，袁世凯向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集团提供“大善后贷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翻译。辜狮开口要了六千银元。考虑到他是不可多得的语言天才，银行集团不得不同意。顾铭不喜欢金融人士。后来他说：“所谓银行家，就是那种晴天会千方百计借钱给你，雨天会把钱要回来的人。”
20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工作时，拜访了十里之外的外国朋友。看到沿途的彩旗和卖淫大厅，外地人不禁好奇上海到底有多少妓女。顾铭巧妙的言辞掩盖了他的丑陋。他说：卖淫堕落，意思是这不是中国女性的不良行为，而是因为穷途末路，不得不做。
顾铭曾经建议，西方人如果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参观八大胡同。因为那里的歌手，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涩和美丽。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没有犯大错，因为那些歌手，像日本的艺妓，都会脸红，而现代的大学女生不会。”
顾铭欣赏小脚的美，但也有一种奇怪的理论：西方女性总是隐藏胸部以突出胸部；日本女性通过隐藏来突出自己的肚子；新几内亚妇女隐藏她们的腿；萨摩亚妇女隐藏肚脐；阿拉伯妇女遮住她们的脸；中国女人会把脚藏起来裹起来。越深越迷人。顾铭喜欢他妻子舒古的脚。每当她无聊的时候，顾就让她脱鞋，然后低下头，闻闻花香；写作需要灵感的时候，他会把舒姑叫进书房，让她把脚放在凳子上，捏来捏去，玩得不亦乐乎。顾小脚的味道有个七字公式：细、小、尖、弯、活、直。他还说：“上一代的缠足不是政治虐待，我老婆的小脚是我的兴奋剂。”康有为送给他“知足常乐”的大旗。顾说：“康有为很懂我的心。”
1904年，辜鸿铭的日本妃子吉田去世，辜墓以一首诗命名为“日本孝女”:“此恨为众人。一百年能有多少？伤长江之水，与同渡不同。”
顾铭有一次参加一个大型宴会。一名外国记者问：“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稳定中国的政治局势？”顾答道，“方法很简单。当这些政客和官僚被拉出来枪毙的时候，中国的政局就稳定了。”在座的高级官员面面相觑，不敢接口。
顾铭在北京大学教书，梳着辫子走进教室。学生们突然大笑起来。顾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看得见的，你心里的辫子是看不见的。”骄傲的北大学生沉默了。
有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烟斗，火柴用完了。意识到自己坐在第一排，他用烟斗和长指甲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光头，用一种无法抗拒的语气说：“请点烟！”苏格兰人以为遇到了黑手党老大，点燃了辜鸿铭的香烟罐。
英国驻华外交官韦德研究过汉学，他总结说：“中国人智商低。”顾铭不屑于说自己不仅没文化，智力也极低，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文化典籍有深刻和简单的层次，他能理解的也只有简单。最后，辜鸿铭还不忘保持沉默：“当韦德先生疯狂指责中国人智障的时候，他看到的一定是专门为儿童写的儿童读物。”
在文章《文明与混沌》中，他指出：“外国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就对我们表示一点尊重。我绝对相信，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方人、洋鬼子的时候，欧美人只会对我们表现出更多的鄙视。其实，只有当欧美人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但又不逊于他们文明的民族，他们才会尊重我们。”
顾铭非常重视维护儒家思想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造币厂时，有一天一位外国专家请辜鸿铭吃饭。大家都很尊重顾，选他当村长。宴会上，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告诉我们孔子在你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吗？”顾铭说，“刚才，每个人都推我带头。这是孔子的教导。如果今天西方大家都像你提倡的那样去竞争，大家都抢着头，把输赢放在第一位，那这顿饭大家都吃不下。这就是儒家的优势！”
1901-1905年，辜鸿铭出版了《紫林溪报》，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出版了《美德不是编辫子》这本英文书，在欧洲影响很大。有些大学哲学系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中国笔记》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所以外国人中间流传着一句话：“你可以不看故宫，不看辜鸿铭，就去中国。”
顾铭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相比较，突出了中国人的善良：美国人博大精深；英国人深沉朴实，但不够宽广；德国人深刻，但不够简单；法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深沉，不像美国人那样心胸宽广，不像英国人那样单纯，却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敏感；所以，只有中国人才具备这四种优秀的精神品质。
记载辜鸿铭如下：“辜，本名辜鸿铭，泉州惠安人。“我是英国的一名医生。他走遍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传授他的政治技巧。30年回国寻求中国奖学金。他的四子五部经典作品差，他就入了团。”道就在那里，”他说。它被翻译成四本书，描述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礼仪。西方人看到了，开始感叹中国学术理论的精髓，争着解释。'
顾铭倡导中国伦理的复兴。说：“欧美是权力的主人，为别人服务的人也是；中国的主要伦理是那些修复它的人。”他还说：“对于那些想用欧美的政治学来改变中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烂摊子。”对外国世界的争论会很激烈，微观的中国伦理也不能责怪这场灾难。“换句话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
比较张之洞和段方，结论是：“张文祥知识多，聪明少，以病为荣；桥更聪明，端午节学习少，所以其病飘。文祥很骄傲，所以他的大部分助手都是伪君子；下午的桥是浮的，所以门下的助手大多是真正的小人。”
当时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谚语：你一到中国，就知道外国人是贵还是便宜。你老外在中国很多年了，身材不会变，那些人又便宜，所以吃的太快，用不了多久，脑子就全是脂肪了。顾铭趁机大骂袁世凯说：“我说袁世凯在吴佳之前，他家乡的曲艺穷凶极恶，但是他很有钱。他上了北洋大臣，盖了洋楼，买了许多嫔妃，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买了第一个，买了一个花园。”奢侈一点，善于享受生活。这和那些在中国咀嚼大量西方低等物种的人没什么区别。庄子说：“沉湎于此者，有一个浅薄的秘密。”孟子说：把他培养成大人，把他的血细胞培养成小人。人们称袁世凯为英雄。我知道袁世凯是个贱！'
出身于交际圈的袁世凯喜欢强调自己没什么学问但很会做事。他曾向德国公使吹嘘：“张之洞是秀才；我不说学习，我说做事。”袁世凯的幕僚自豪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辜鸿铭。顾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太太倒马桶，不用学习；不知道不学无术的人除了倒马桶还能干什么。”袁世凯死后，全国哀悼三天，辜鸿铭却专门请了一个戏班在家里开了个礼堂会，热闹了三天。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辜鸿铭为逝者“边帅”写了一副生日联。第一副对联是“荷花不避雨”，第二副对联是“菊花傲霜枝”。这意味着清朝灭亡了，官帽彻底没了，但还是留下了一条好辫子，足以让这个寒光闪耀的时代骄傲。比喻真的很贴切，很形象。
顾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老师，一个是我。”因为蔡老师不肯做官，下令翰林去革命，所以还是革命；那我呢？自从和张一起做官，就一直护着皇上。"
当胡来到北大任教时，辜鸿铭并没有在意这位27岁的美国博士。他批评胡适说的是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英语。与优雅无关。胡适开了一门哲学课，让他笑得前仰后合。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是希腊统治的，而现代哲学是德国统治的。胡适不会拉丁语，也不会德语，所以教哲学不是欺骗孩子。
顾铭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课上说：作者的文章现在没有了。他们用的名词都站不住脚，比如“改良”这个词。人们过去常说“做好人”，而不是“提高人”。既然“好”，还想改变什么？有必要把“好”变成“性虐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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