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11-14
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以来主要是大叙事特征的写作，即通过理念预设、历史概括、经典选定等工作来完成对文学史的构建。但在后现代语境下，这样一种修史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出于对结构性的追求，大叙事文学史在进入文学史写作之初就会寻找一些最具概括力的核心范畴，以便文学史的统摄工作得以进行，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写作者们往往会尽力把各种文学史问题都归纳、解释到既有的理念范畴的轨道上来，而那些不能纳人既定理论框架的就只能被流放到文学史写作之外。如“二十世纪文学”、“现代性”等整体性的文学史叙述，都具有这样一种大叙事特征。所谓“整体意识”显然是某种观念下的“整体”，它在赋予个体的文学史事件以“整体”的意义的同时，却暴露出自身存在的问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这种历史概括本身缺乏说服力，而在于其文学史观本体性的局限。
大叙事的文学史通过赋予历史事件以意义来强化其话语的权威性。而在赋予文学史的发展变迁以意义和规律的过程中，势必会省略和删除一些异质的文学史记忆。对此，秉持大叙事文学史的学者并不是毫无所知，如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构想，钱理群等三位学者就承认：“客观发生着的历史与对历史的描述毕竟不能等同。描述就是一种选择、取舍、删削、整理、组合、归纳和总结。任何历史的描述都依据一定的历史哲学，依据一定的参照系统和一定的价值标准，采取一定的方法。文学史的描述也是如此。”尽管如此，他们认为现在的学科重心仍然是建立概念、体系支撑的宏大文学史， “见林”比“见树”重要。他们抱着为20世纪文学史代言的宏愿，同时也抱着拯救文学史写作的涣散状态的冲动： “对近百年来纷坛复杂的文学现象组成的文学系统，我们再不着手加以把握，而是推给后人去干，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而对于“只要宏观研究，不要微观研究”的批评，陈平原回应道： “其实我们提出宏观的尺度正是为了促进微观研究，使之跳出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的窠臼。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需要放到新的概念中去细细地重新读几遍，一定能有一些新的‘发现’。”把研究对象纳入新的框架体系中去，当然会有新的“发现”，但这却是以牺牲差异和个别为代价的。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说是一本权威性的现代文学史，在“前言”中。它论述了“现代化”对于现代文学的核心意义，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把这种“现代化”阐释运用在具体的作家身上时，问题就浮现出来。如第三章中对郁达夫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笔下病态人物的命运，又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贫弱也是造成青年‘时代病’的重要原因。”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在中国文学中，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就纳入全民族的危机感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如郁达夫的《沉沦》)。”然而，如果我们撇开“现代化”等理念，回到作品的逻辑线索和心理结构中去，就会发现，郁达夫的民族危机感含有“虚伪”的成分。郁达夫的民族危机感来自于一种个人爱欲实现不得后的情感转移。这种转移经历了从对异性之爱到对异性之恨再到对祖国之爱的复杂过程，隐含着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而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由此可以看出， “大叙事”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在建立理论框架之后，面对每个具体个案时，并没有注重对其特殊性的仔细甄别，很多时候在延用现成历史叙述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考虑这种叙述与文本之间的出入。当文学史对个体的论述依据的仍然是文学史惯性的时候。当文学史范式的更替被认为只是总体性概念置换的时候，具体文学对象的描述就不再是重要的问题了，这样，文学史的建构就不是由对每个个体的认识建构而成的。这样的历史就会变得残缺而空洞，而“重写文学史”呼声中的“经典重读”等工作就成了与浩大的文学史工程没有丝毫关系的自娱自乐的行为。
此外，大叙事文学史写作还存在着理论构想与文学史写作实践无法统一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理论构想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学史的写作工程浩大，一般都需要一个写作集体，当分章分节地分派给不同的写作者之后，主创者的主观意图就难以贯彻了。同时，这一现象也正说明文学史写作中对具体个案的描述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
第2个回答 2022-11-19
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以来主要是大叙事特征的写作，即通过理念预设、历史概括、经典选定等工作来完成对文学史的构建。但在后现代语境下，这样一种修史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出于对结构性的追求，大叙事文学史在进入文学史写作之初就会寻找一些最具概括力的核心范畴，以便文学史的统摄工作得以进行，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写作者们往往会尽力把各种文学史问题都归纳、解释到既有的理念范畴的轨道上来，而那些不能纳人既定理论框架的就只能被流放到文学史写作之外。如“二十世纪文学”、“现代性”等整体性的文学史叙述，都具有这样一种大叙事特征。所谓“整体意识”显然是某种观念下的“整体”，它在赋予个体的文学史事件以“整体”的意义的同时，却暴露出自身存在的问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这种历史概括本身缺乏说服力，而在于其文学史观本体性的局限。
大叙事的文学史通过赋予历史事件以意义来强化其话语的权威性。而在赋予文学史的发展变迁以意义和规律的过程中，势必会省略和删除一些异质的文学史记忆。对此，秉持大叙事文学史的学者并不是毫无所知，如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构想，钱理群等三位学者就承认：“客观发生着的历史与对历史的描述毕竟不能等同。描述就是一种选择、取舍、删削、整理、组合、归纳和总结。任何历史的描述都依据一定的历史哲学，依据一定的参照系统和一定的价值标准，采取一定的方法。文学史的描述也是如此。”尽管如此，他们认为现在的学科重心仍然是建立概念、体系支撑的宏大文学史， “见林”比“见树”重要。他们抱着为20世纪文学史代言的宏愿，同时也抱着拯救文学史写作的涣散状态的冲动： “对近百年来纷坛复杂的文学现象组成的文学系统，我们再不着手加以把握，而是推给后人去干，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而对于“只要宏观研究，不要微观研究”的批评，陈平原回应道： “其实我们提出宏观的尺度正是为了促进微观研究，使之跳出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的窠臼。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需要放到新的概念中去细细地重新读几遍，一定能有一些新的‘发现’。”把研究对象纳入新的框架体系中去，当然会有新的“发现”，但这却是以牺牲差异和个别为代价的。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说是一本权威性的现代文学史，在“前言”中。它论述了“现代化”对于现代文学的核心意义，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把这种“现代化”阐释运用在具体的作家身上时，问题就浮现出来。如第三章中对郁达夫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笔下病态人物的命运，又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贫弱也是造成青年‘时代病’的重要原因。”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在中国文学中，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就纳入全民族的危机感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如郁达夫的《沉沦》)。”然而，如果我们撇开“现代化”等理念，回到作品的逻辑线索和心理结构中去，就会发现，郁达夫的民族危机感含有“虚伪”的成分。郁达夫的民族危机感来自于一种个人爱欲实现不得后的情感转移。这种转移经历了从对异性之爱到对异性之恨再到对祖国之爱的复杂过程，隐含着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而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由此可以看出， “大叙事”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在建立理论框架之后，面对每个具体个案时，并没有注重对其特殊性的仔细甄别，很多时候在延用现成历史叙述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考虑这种叙述与文本之间的出入。当文学史对个体的论述依据的仍然是文学史惯性的时候。当文学史范式的更替被认为只是总体性概念置换的时候，具体文学对象的描述就不再是重要的问题了，这样，文学史的建构就不是由对每个个体的认识建构而成的。这样的历史就会变得残缺而空洞，而“重写文学史”呼声中的“经典重读”等工作就成了与浩大的文学史工程没有丝毫关系的自娱自乐的行为。
此外，大叙事文学史写作还存在着理论构想与文学史写作实践无法统一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理论构想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学史的写作工程浩大，一般都需要一个写作集体，当分章分节地分派给不同的写作者之后，主创者的主观意图就难以贯彻了。同时，这一现象也正说明文学史写作中对具体个案的描述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