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陈其本
程侃声教授，1908年3月28日生于湖北省安陆县曹家冲，祖父是前清的孝廉，父亲曾留学日本，对文学颇有研究。程侃声幼时在家读私塾，1918年，随父到北京，就读于北师大附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完成中学学业。192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其时，“五四运动”方兴未艾，爱国主义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在深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欺凌的国土上风起云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行动起来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少年程侃声以“鹤西”为笔名，奋然投身新文化运动，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文和出版译作，如“城上”这首诗，刊于1926年徐志摩和闻一多合编的《晨报副刊》第6期。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童话故事《镜中世界》是他高中毕业前翻译的；与张骏祥合译的小说《红笑》是1929年由歧山书店出版的。春潮书局还出版了他翻译的《梦幻与青春》（原文名叫洛蒂卡），歧山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一朵红的红的玫瑰》。 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是中华儿女对强国之道的感悟。程侃声从爱好文学转向报考农学院，并在大学毕业后把毕生精力献给农业科技事业，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民衣食所系的产业，丰衣足食是贫苦大众的迫切要求，也是青年程侃声立志的毕生追求。
1931年，他在北平大学农艺系毕业后，留校担任王善铨老师的助教。在著名高等学府执教，这对一个初涉工作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令人羡慕的。但程侃声更愿意到生产第一线去和庄稼打交道。两年后，他去广西农业试验场任技师，随后历任湖北省农业改进所、鄂西农场、云南开远植棉场、云南裕云木棉场等单位的农业技术职务；其间也曾应聘河北农学院任讲师、广西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湖北省农学院任教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华中的大部份地区相继沦陷，爱国者多是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程侃声从北京、武汉、桂林、恩施辗转来到云南，并扎根于云南。
1931年－1949年，可视为程侃声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研究棉花，也涉及黄麻、烟草、甘蔗和花生等其他经济作物。先后发表过一些科技论文，如“棉作田间试验之研究”（1937），“中国黄麻品类及其栽培的初步研究”（1944），“木棉绒长变异之初报”（1947），“木棉枝叶发育之观察”（1948），“棉作田间试验技术之研究”（英文，1948），“云南木棉根系发育观察”（英文，1949）等。课堂教学与田间试验交叉往复的工作经历，使他在理论结合实践方面得到丰硕的收获和启迪。
新中国成立，1950年，程侃声奉调到昆明，担任云南省农业试验站站长，领导农业科研工作。此时他已42岁，根据工作需要，调整自己的专业，放弃已经做过近20年的棉花研究，改行研究稻作科学。人到中年，还毅然改变专业，实属不易。
直到1983年退休，程侃声潜心研究稻作科学34年，取得了备受国内外注目的硕果，为发展云南农业生产和我国稻作科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从摸清云南农业环境和生产现状入手，深入农村蹲点，亲自下田调查，陆续写出“云南水稻栽培技术的初步研究总结”（1953），“认真总结群众经验、掌握农业技术关键”（1954），“巍山县旱秧和懒谷的调查”（1956），“整理云南水稻品种在稻种演化上的意义”（1957），“云南水稻生产上施肥和密植问题”（1958），“适应立体农业特点的丰富多彩的云南稻种”（1961），“水稻选种的生态研究”（1962），“对换种问题进行试验研究的建议”（1962）等指导云南农业生产的科技文章，并选育出127、129、134、174、373，云粳136等优良稻种，在生产上得到大面积推广。他根据云南农业环境复杂，耕地垂直分布在海拔70多米到3000多米的特点和作物生育特性，揭示了作物品种适应范围和性状变异规律，首先提出“立体农业”观点，强调推广农业技术必须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的做法。
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全国科技界大受鼓舞，激发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农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物种形成和种内有无竞争等问题，程侃声饶有兴趣，却又觉得空洞的讨论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暗自打算研究三个课题来澄清谜团：一是通过研究籼粳稻的演化来探讨物种的形成，二是通过密植试验来研究种内有无竞争，三是通过异地选育来研究遗传和环境的关系。然而，随后是政治运动迭出，从“大跃进”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哪有系统进行科研的条件。但他还是陆续为研究这些课题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先后发表了“云南稻种演化在生产实践上的意义”，“水稻光温反应型及其在育种上的应用”和“从个体和群体关系上看水稻的合理密植”等很有见地的文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程侃声才在多次考察云南稻种资源的基础上，申请启动大型研究项目“云南稻种资源的综合利用与研究”，通过长期的系列研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他在1985年，提出了根据粒形、稃毛、叶毛的有无等主要数据建立鉴别籼、粳稻的形态指数法，被国内外誉为“程氏指数法”，受到广泛采用；并提出了亚洲栽培稻分类的新体系，把亚洲栽培稻划分为五个级别：种（species）——亚种（subspecies）——生态群（ecogroup）——生态型（ecotype）——品种（cultivar or variety）。这种分类体系澄清了当代国际上稻作分类中的混乱。关于爪哇稻的分类地位，国外有学者把稻种分为籼稻、粳稻、爪哇稻三大类型，程侃声通过杂交亲和力分析和籼、粳稻鉴别标准判定，爪哇稻是隶属粳亚种的一个生态群。关于光壳稻的归属问题，国外认为籼、粳稻中都有光壳稻，程侃声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光壳稻是粳稻中的一个生态群，而不存在籼稻中，即粳亚种（subspecies Keng）是由普通群（ecogroup communis）、光壳群（ecogroup nuda）、爪哇群（ecogroup javanica）组成；籼亚种（subspecies hsien）由早中籼群（ecogroupous）、晚籼群（ecogroup aman）、和冬稻群（ecogroup boro）组成。这个稻种分类法被称为“程氏分类法”。关于亚洲稻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他认为栽培稻起源于野生稻，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亚洲，同时述评了籼、粳稻起源的三种假说；他根据文献资料、考古发现、酯酶分析、基因连锁关系、形态与机能的关系、人为因素的干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栽培稻的演化作了深入探讨。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根据稻作科学的新研究和新认识、系统整理和综合归纳自己取得的主要成果，于1993年，出版了《亚洲稻籼粳亚种的鉴别》和《亚洲稻的起源与演化——活物的考古》两本很有价值的专著；在耄耄之年，还为培养农业科研新生力量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他先后担任过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省人大代表和常委、省科协副主席、省农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遗传资源研究委员会主任等职；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农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被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员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9年1月24日，程侃声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昆明，享年92 岁。辞世前，他还汇编出版了散文集《初冬的朝颜》（上海书店1997 年出版），实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文学夙愿。 程侃声的一生除默默奉献之外，并无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无论在治学上或是在为人方面都堪称一代风范，人之楷模。
诚笃敬业。人的兴趣和追求往往有联系，当两者难以统一时，如何取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反映不同的思想境界。程侃声一生有过两次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均以国家利益和人民需要为重，放弃了个人爱好和已经打下的基础。选定了人生道路就义无反顾，勇攀高峰，这未尝不是拳拳报国之心。
求真务实。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是很重要的科学道德。程侃声从不盲从附合，曲意逢迎，即使在疾风劲吹时也不含糊。上世纪50年代，我国曾有一股把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强大逆流，遗传学界一些人把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斥为唯心的反动学说。程侃声在1951年发表文章坦言直陈，“我们不应该把米丘林学说变成教条式的东西。”更为突出的事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浮夸之风，甚嚣尘上，水稻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报道，炒得热火朝天。云南省的有关领导便指定程侃声拟定一个水稻亩产“放卫星”的计划，程侃声婉言谢绝了上级领导的嘱托，认为这种现象充其量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悯”。“思想右倾”的帽子便不由分说的扣了下来，使他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他被停止了组织生活，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才恢复组织生活。这种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的凛然气度，受人敬佩。
他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不仅踏实严谨，还力求有所创新，经常说：“搞应用科学的人，如果不了解生产情况恐怕是不行的，相反，这才是克服唯书唯上的唯一途径。”强调“搞科学研究一定要独立思考，要有好的思路；搞应用研究的根本思路是：应用理论，检验理论，去伪存真，完善和发展理论。”综观程侃声推出的富于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不就是实践这种治学思想取得的吗？
勤奋好学。除了读书和写作，程侃声别无业余爱好。涉及自己专业的古今中外典籍都在必读之列，特别是当前的新成果、新动态，更是力求及时精准掌握。他对选读的书刊，常加批注，表明自己的见解和发现的问题，为尔后利用它们作铺垫工作。除了专业书，他还喜欢读点哲学、文学、历史和经济方面的书。他认为这对开阔视野、提高认识、解决问题大有帮助。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向农民学习和在实践中学习，他发现“农民所经验到的许多问题，农业科学还没有作过认真的研究。”强调要“尊重农民的经验，不能停留在传统经验上”。他回顾自己漫长的研究历程时说：“我不能不感谢云南这个特殊环境，它不但资源丰富，复杂的生态环境也是国内所仅见的。因此，稻作栽培上，也就有许多书上没有的特点，促使你去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我的生产观点、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就是在这种学习中形成的，群众的许多因地制宜的经验也很启发人们的辩证思维，我后来的工作就得力于这三个观点。”
谦虚谨慎。程侃声写的文章都是深思熟虑后的精炼之作，从不信手拈来、马虎对待，发表科技文章常常要先请同行提意见，然后修改、定稿发表。写科普文章时，还先请粗通文字的勤杂工过目，认为这样的人能懂，农民也就看得懂了。他毕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博学多才，洞察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很强，按说会著作等身的，但他除了发表研究报告外，只出版了两本专著，真可谓“文章千古事”，严谨治学，精益求精。
程侃声胸襟坦荡，待人真诚，善于团结别人共同工作，和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合作研究一个课题，能做到求同存异，相得益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生活俭朴，操守清廉，但对救灾济贫之类的捐赠，从来都是慷慨解囊的。
史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用以评价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之人。程侃声教授兼而有之，无愧于不朽。
据其族人西瓜皮称，程侃声1999年去世，其家乡湖北省安陆市竟没有一处地方可葬，其后人将骨灰撒在当地白兆寺遗址后挥泪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