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九八年，当
鲁迅离开绍兴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时，他首先进的是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二月，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直至一九○二年一月毕业。鲁迅在南京学洋务的几年间，中国的大地上，触目惊心的剧变迭起：
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
义和团运动的惨遭镇压，
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的签订，这些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促使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
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鲁迅于一九○二年四月到了日本。当他知道日本的维新运动“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后，即决定弃矿从医。尽管鲁迅此举的动机不无幼稚之处，但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出发点是爱国主义，则是确定无疑的。这种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于维新的信仰”，它是当时的维新浪潮冲击青年鲁迅所激起的一朵浪花。
给新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之前，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主张“除旧布新”、“保种自强”，代表了那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青年鲁迅在思想上接受了他们的某些影响，但并非信仰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康、梁等人倡导维新运动的目的在于实现君主立宪的社会制度，即所谓“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而鲁迅学医的目的则是为了救活象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可见，青年鲁迅是把学医看成是能够切实地报效国家、民族的具体途径的。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一旦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就毅然决然地另择新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倡导文艺运动了。”
（二）
鲁迅在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曾去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在这期间，他经历了许多事情：他最初在东京求学，因看不惯清国留学生的作为，于是转到仙台，在仙台期间，他因是中国人而遭到匿名信的侮辱，后来在看电影时，影片中是日本战胜而过的情形，却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砍头时，围看的中国人却叫好，“从那一会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广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
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当时正在海外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密不可分。一九○五年八月，
孙中山先生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发行《民报》，大力宣传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而以康、梁为代表的 维新派，这时已经完全堕落成保皇派。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派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就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一九○三年，
章太炎发表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鲁迅对此大为赞赏，称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还格外推崇邹容的《革命军》，认为“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的弃医从文，发生在革命派和改良派决裂期间，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为鲁迅早期思想的这一转折提供了时代和社会条件。如果说，一九○六年弃医从文以前，鲁迅曾经爱过改良派
严复、梁启超的影响，那么，在这以后，这种影响则由章太炎所替代。鲁迅的弃医从文，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已经摆脱改良派的影响，而站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上来。
从解救中国人生理上的病痛，到医治中国人精神上的痼疾，从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鲁迅青年时期思想的这一发展，是他区别于其它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者的主要特点。它集中反映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启蒙主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