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文学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胫而走,风靡天下。这个故事甚至还进入过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还被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穿越历史,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总而言之,“赵氏孤儿”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更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赵氏孤儿”的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春秋时期晋国武将屠岸贾仅因与忠臣赵盾不和,且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之故,竟设计杀灭赵盾家族三百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二十年后,程婴告诉了孤儿赵武这一切,赵武终于痛报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前597)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复兴了赵氏的基业。
《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但赵朔没有答应。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于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将赵氏灭族。 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身孕,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该怎么办?”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你做难事,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藏到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程婴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赴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说,读来令人血脉偾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时期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旁人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中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标榜。
《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庄姬与赵婴有奸情,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赵庄姬因此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谗言加以诬陷,说“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
“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的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关于“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的记载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相一致。也就是说,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旃则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史记·晋世家》中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更早的出处,即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历史学最忌讳“孤证”,《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因为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述相对平直,却同样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