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德去世后，澳大利亚学者德里克·弗里曼在1983年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书中对米德在萨摩亚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米德的结论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弗里曼引发了人类学界的论战，美国人类学联合会在弗里曼作品面世不久即通过决议，认为该书“写得很糟糕、不科学、不负责任和误导”。此后许多人类学家都出来批驳弗里曼。但弗里曼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也成为人类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争议。但弗里曼以严谨翔实的材料证明，米德对于萨摩亚人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描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误导，甚至是谎话。弗里曼步米德后尘，也在萨摩亚人中做田野调查，但奇怪的是，所得情况却与米德的描述大相径庭，于是，他把这一课题持之以恒地做了下去，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当时的米德在当地调查时间仅为五个多月，她没有做到与当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谈不上参加他们的重要活动，严格说来，她的访谈资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她找来若干个萨摩亚女孩，由她们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在《一个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中，针对米德的结论，他逐条进行反驳。但就米德的萨摩亚人研究而言，至少当事人决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见的理论所套牢，再加上调查方法有失严谨客观，这才铸成了弥天大错。
但马丁·奥兰斯在调阅了米德当年的全部研究笔记之后发现，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受访者说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玩笑，从来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而在稍后的研究中，乔治·阿佩尔、艾琳诺·里柯克、保罗·尚克曼等诸多人类学家也纷纷指出，真正在塔乌岛受骗上当的，恐怕恰恰是弗里曼自己。这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的身份使然：要一群老妇人在弗里曼这样一个老男人面前谈论自己年轻时的性事，自然不像她们当年在同龄的姑娘米德面前那样容易敞开心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从米德初次登上塔乌岛，到后来弗里曼的造访，短短四十年间，塔乌人的社会形态、行为规范、文化观念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米德专著的出版让塔乌岛扬名西方，却也给这个“荒淫无度”的“化外之地”以及周边的萨摩亚岛屿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1940年弗里曼第一次来到萨摩亚时，群岛上的原住民已经大量地皈依了基督教；再过二十多年，当他亲临塔乌岛验证米德的结论时，塔乌人的性观念已经与当时的西方社会无异。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在面对西方外来者时，往往急于掩饰或否定自己“不光彩”的“异教徒历史”。正因如此，手按《圣经》发誓的塔乌女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过往的性经验，反而把她们当年提供给米德的证词贬为不值一提的玩笑。弗里曼与米德走访的，可以说是两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得出的结论自然判若霄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