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4-29
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的史学价值: 《史记》的史学价值:本书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古人“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记》的文学 史记》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第2个回答 2014-04-29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第3个回答 2014-04-29
在秦汉之际却出现了一个特殊,即“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局面。对于这种与历代情形迥异的特殊局面,司马迁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进行剖析,揭示其“特殊”的表面背后依然存在着“一般”,即历史发展变化的恒常因素。他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钮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2](P760) 在此,《史记》首先记述“坏名城,销锋镝”的情况,明确阐明这是“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也就是说秦国为维持“万世之安”所实施的措施,却为闾巷中的“贤者”刘邦提供了迅速成功的历史机遇。我们再进一步比较秦末的暴政与刘邦“约法三章”的仁政,可知这里的“天”并不神秘,它依然是道德与人事激烈冲突与互动的结果。透过这个“特殊”的历史局面,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中依然隐藏着“一般”,即“道德”与“人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演变,只不过秦楚之际的历史局势变动得激烈一些而已。由此可见,《史记》记述历史的发展演变,不但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方方面面,更进一步从“特殊”的史事中体现出历史发展演变之所蕴涵着的“一般”。正是基于此,《史记》不但全面而通变地展现出“历史之变”,而且还于动态之中深入地揭示出“历史之常”[13](P80)。因此,“由特殊体现一般”正是司马迁记述历史由“变”而“通”、由“通”入“常”地认识历史的路数,并由此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 综上,我们以为《史记》认识历史突破了“春秋书法”。首先,它以历史的真实性为目的,全面而变通地记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突破了由“一般绳特殊”而导致的道德原则与史实的矛盾;其次,《史记》记述历史渗透着“由特殊体现一般”的著述路数,这种著述路数不仅全面地记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蕴涵着历史的“变”、“通”以及“常”的关系,即通过“通古今之变”以达于历史之“常”。同时,《史记》没有拘于“一般”的原则,致使“一般”损害历史的“真实”,相反,它是由“变”而“通”地展现了变动中的历史真实,由“通”而入“常”地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真理。总之,在著述路数上《史记》突破了“以一般绳特殊”的“春秋书法”,发展成为“由特殊体现一般”的“实录史学”。 《史记》(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 [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