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欧语系跟印度人没有多大关系，“印度是欧洲的发源，是欧洲人的共同祖先”根本不可能。
“印欧语系”这个语言学术语出现于19世纪初叶，因该语系分布于印度和欧洲而得名。后来德国学者又参照同一模式，将其易名为“印度－日耳曼语系”。理由是，印欧语言中，最东部的阿萨姆语是一种印度语言，而最西部的冰岛语是一种日耳曼语言。这个术语在欧洲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中比较通行。此外还有少数学者用“雅（利安）－欧语系”，但现代语言学最通行的术语仍然是印欧语系。
印欧语假说
早在16世纪，当欧洲的传教士、商人、探险者开始学习梵语后，就逐渐认识到印度的梵语与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等语言之间有着广泛的相似性。这一发现应归功于 18世纪英国的东方学学者W.琼斯爵士。他提出了著名的“印欧语假说”来解释上述语言之间的相似性。1786年，琼斯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梵语跟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古英语之间，无论是在动词词根还是在语法形式方面都显示出系统的相似点，而这种现象绝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语文学家都不能不承认这些语言衍生自同一原始母语。这种原始母语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原始印欧语（简称 PIE）。原始印欧语是一种假设的原始印欧人的口头语言，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学者们只是通过对原始印欧语的若干后裔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来推断出它的某些特征。象吠陀梵语、采用迈锡尼线形文字B的希腊文、赫梯语等语言，到公元前第2千纪就已经明显分化了。通过比较这些已得到证实的分化形式，就能构拟出更为久远的形式。比较语法的研究，对证实“印欧语假说”和确立印欧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如表示“向前”的前缀或词，梵语为 pra，古斯拉夫语为 pro，希腊语为pro，拉丁语为pro，哥特语为fra；表示“父亲”的词，梵语为pitar，希腊语为patēr ，拉丁语为pater，哥特语为fadar。这些前缀或词显然分别来自原始印欧语的某两个词，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知这两个词在原始印欧语中的首音应是p。p音在大多数后裔语言中保留下来了，只有在哥特语和其他几种日耳曼语言中才变成了f。又如表示“母牛”的词，在吐火罗语东部方言中为ko，梵语为g╣us，阿吠斯陀语为g╣u┎，亚美尼亚语为kov，古斯拉夫语为gu-，拉脱维亚语为gos,希腊语为bo▇s,拉丁语为bōs，英语为cow。从这些形式可以构拟出原始印欧语名词gW-ous，并能证实上述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从而使构拟的形式和关于早期共同来源的假设比较可信。
但是，关于原始印欧语的分布、范围、文化类型和语言结构等问题，一直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主要原因一是无文字记录，二是缺少原始印欧社会的文化遗物。学者们根据印欧语的一些同源词曾对原始印欧人的故乡加以推测。从印欧语言有表示“鲑鱼”和“山毛榉”等动植物的词，推测鲑鱼和山毛榉等生长的地方就是原始印欧人的故乡，原始印欧语就是从那里发展起来的。但另一些学者持异议，认为这种方法缺乏科学性，因为几千年前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许多方面都跟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总之，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利用的材料不同，得出的结论显然各异。目前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
原始印欧人语言学家始终在重建的原始印欧语中寻找，那些仅在地球上某一特定区域生存的动物或植物的名称。鲑鱼在重建的古印欧语中的说法，*lok*s,曾经作为支持“雅利安人”的家乡在北欧的决定性证据而闻名。但是动物和树木的名字看来经常发生涵义的缩小或者扩大；它们甚至会在人们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后，被重新启用或循环使用，就像北美的英国殖民者用robin(知更鸟）来命名北美的一种和英国的知更鸟不同的鸟。绝大多数语言学家同意，*lok*s的最精确意思应该是“像鲑鱼的鱼”。遍布欧亚大陆北部的河流里有许多这样的鱼，包括流入黑海和里海的河流。针对beech（山毛榉）重建的古印欧语词根有类似的历史。因为铜山毛榉（Fagus silvatica）不产于波兰东部，古印欧语词根*bhago-曾被用来支持北欧或西欧起源说。但在有些印欧语言中这同一个词根指的是其他树种（橡树或槭树），而且实际上普通山毛榉（Fagus orientalis）也在高加索地区生长，所以这个词根的最初涵义并不清楚。大多数学者至少认同，构拟出的古印欧语词汇中的动植物都属温带类型（桦树，水獭，河狸，猞猁，熊，马），不属于地中海气候类型（没有柏树，橄榄，月桂），也不属于赤道地区（没有猴子，大象，棕榈，纸草）。这里面，马和蜜蜂的词根最有用处。
蜜蜂和蜂蜜是基于绝大多数印欧语言中同源词构拟出来的可信的重建词汇。蜂蜜的一个衍生词，*medhu-，也用来指代一种酒精饮料mead（蜂蜜酒），它很可能在古印欧人的宗教仪式中起着重要作用。蜜蜂不产于乌拉尔山以东，即西伯利亚，因为硬木树种（尤其是酸橙树和橡树)作为蜜蜂喜欢营巢的树种，在乌拉尔山以东很少见，甚至完全没有。如果西伯利亚没有蜜蜂和蜂蜜，古印欧语的故乡也不可能是那里。这就排除了整个西伯利亚以及东北亚的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哈萨克的中亚草原。“马”的词根，*ek*wo-,也被很可信地构拟了出来，同样是有神奇的说服力的证明。虽然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马生存在遍布史前欧洲、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的许多个孤立的地区，但它们在近东。伊朗和南亚次大陆极其稀见，它们只在欧亚草原上数量众多并有重要价值。马的词根可以在激烈的争论中排除近东、伊朗、南亚次大陆，并将我们的目光锁定在欧亚草原上。于是只剩下了温带欧洲，包括乌拉尔山以西的草原，以及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山区的温带部分。
（此外，古汉语中“蜜”字构拟的发音是mjit，有人相信它与原始印欧语的*medhu之间存在某种同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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