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代朝廷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朝廷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3种，印量达300多万册。
京城元大都，即北京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当时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首都元大都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最初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朝廷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楷书，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在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了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元代包背装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色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版心所在的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页左右两边的余幅，由于是正折书页，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书页，依顺序排好，而后以朝左的折边为准戳齐，压稳。然后在右边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再裁齐右边余幅边沿，再用一整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脊的厚度，双痕对折做成封皮，用糨糊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裹起来。剪齐天头地脚及封皮左边。一册包背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了。这种装帧由于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包背装在翻阅时，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可以连续不断地读下去，增强了阅读的功能性。
为防止书背胶粘不牢固，采用了纸捻装订技术，即以长条的韧纸捻成纸捻，在书背近脊处打孔。以捻穿订，这样就省却了逐页粘胶的麻烦。最后，以一整张纸绕书背粘住，作为书籍的封面和封底。
元大都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藿香、白面、硬柴、木炭。
焦庆安的配方中，包括了黏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大约出现在南宋时期，盛行于元代，直至清代末期，也流行了几百年。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开卷就是无字反面及装订不牢的弊病。但因这种装帧仍是以纸捻装订，包裹书背，因此也还只是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是经常翻阅，仍然很容易散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装订办法又慢慢出现在明清时期并逐渐盛行起来，那就是线装。元代的书籍插图也是十分精美的。元代的绘画很发达，突出的是文人画，而插图版画，则在宋金时期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元代的南方刻书业当以浙江的杭州和福建的建宁为发达，当时如《文献考通》，宋、辽、金时期三部史书，西夏文的《大藏经》等，都在杭州刻印。这时期还出现了朱墨套印的雕版图书。
元代的经书、子书如《周礼》、《札记》、《乐书》、《论语》、《孝经》、《荀子》、《道德经》、《南华经》等，或以宋代版重印，或重行刊印，在当时相当可观。有一本《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为上图下文式插图本。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有的刊本已流传日本。其结尾题有“时至大改元梦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崖北庭成斋自叙”，这题记非常重要。一是说明该书刊于至大元年，即1308年；二是说明刻书主人为维吾尔族人贯云石；三是说明该书刊于湖广的永州。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18章15页，插图也是15幅，内容全部讲解行孝之事，说庶民百姓要有孝德，天子要行孝治。绘工精致，线条却有拙味，图意与文相合，虽然是元刻但绘的全是汉人服饰。
《事林广记》刊于1340年，共10集，陈元靓撰，为福建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原题《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事林广记》内容丰富，其中有《耕获图》，写农夫耕种，妇女携孩子送茶水。又如《武艺图》绘卖艺者的精彩表演。还有一幅《双陆图》，画两个官人正举双陆之戏，旁有侍者两人，画中堂后有一黑犬翘尾出来，增添了画面活跃的气氛。
元代英宗年间刊印建安虞氏“全相平话五种”。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讲史道古的话本。这五种平话是：《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和《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刻工可知的有吴俊甫、黄叔安等。
这套平话上图下文，一面之中，文近三分之二，图占三分之一稍多，图中有小标题，图中人物多注出名字。这是一种大众化的普及本，我国后来的“小人书”即有源于此种方式者。
这套平话，由于插图多，可谓是一种插图集，5种平话计228幅图，绘的场面较大，能突出主要人物。情节概括，清清楚楚，而且偏重于“说明性”。
如《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赤壁之战”，这幅插图，对页展示，做横条幅，分三段。前段是孔明借东风，手持宝剑。为了说明风至，不仅人物衣带飘举，两棵大树，树叶都“呼呼”向西；中间一段黄盖带兵在船上进行火攻，风大，火势猛，吹向西边；最后一段是画曹操，因为不堪被火所烧，狼狈逃窜。三段三个主要人物，如孔明、黄盖、曹操都一一注出，令人一目了然。
又如《乐毅图齐七国春秋》，绘孙子说乐毅，画中两人正在对话，而且表情也是一目了然。这样的图式，与文字统一、相配、整齐、明了，这些特点，正给后来的版画插图以很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我国古本讲史小说的鼻祖”。
元代佛教依然兴盛。当时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而且还信奉基督教。这一时期所刻的杭州雕版《普宁藏》，还有《河西字大藏》和《梁皇宝忏》等都相当工整，而1340年所刻的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居然有了朱墨的套印。它们无论从雕版印刷技术还是从插图绘制的要求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