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七夕，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把七夕等同于中国的情人节。在古代，七夕的确和牛郎织女传说关系密切，但它是以女性为主体的综合性节日，这一日女子会访闺中密友、祭拜织女、切磋女红、乞巧祈福，因此七夕又有“女儿节”的称谓。女性欢天喜地竞技娱乐的日子，男子也凑个热闹在一旁欣赏，男女定情只是“女儿节”盛会中的副产品。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将女子乞巧的活动设定在农历七月初七呢?原来，女娲创造苍生时，在第七日造出人来，初七为“人日”。“七”还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人有七窍，乐有七音，人有七情，天上有七仙女，曹植七步能成诗，日常生活七件事。再加上《黄帝内经》中将七定义成是女子的生命之数：女子七岁齿更发张，二七就发育有了月事，为生育做好了准备，三七四七都是身强体健之时，五七身体渐渐衰弱，六七开始生白发，七七天癸竭，生育能力终止。这样一来，七月初七既是人日，七又对女子意义非凡，两个吉祥数字叠加，七夕乞巧祈福顺理成章。
南朝时，牛郎织女的故事进一步完整，织女成为天帝之女，许嫁河西牵牛，但织女婚后消极怠工，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缘起并非偶然，是中国“男耕女织”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
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了南朝七夕乞巧的流程，特别提到了蜘蛛结网会带来好兆头：“是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咸以金银输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唐代秉承南朝之风，《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盛大的穿针乞巧仪式：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华清宫游宴，七月七日夜，宫女们盛陈瓜果、鲜花、酒馔，列于庭中，乞求于牵牛、织女，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第二日视蛛网稀密，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引得民间纷纷效仿。至于长生殿的私语，托白居易的福，七夕成了定情的代名词。
唐代以七夕为题的诗就达八十多首，从唐诗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乞巧盛会。崔颢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
宋代以后，城市中商业的繁荣推动了七夕节的发展，节日的气氛非常浓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罗烨、金盈之编辑的《醉翁谈录》写道：“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填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宋代妇女陈瓜果、穿针乞巧，蜘蛛网占与前朝类似。她们还会在瓷器内用水浸绿豆、小麦，生芽数寸，以红蓝彩楼束之，谓之“种生”，此外还在庭院中盖彩楼，谓之“乞巧楼”。孩子们在七夕也可以参与乞巧活动，男孩“乞聪明”，女孩“乞巧”：“京师小儿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诸子女致针线箱笥于织女位前，书曰：‘某乞巧’。”
七夕这天，大街上皆卖“磨喝乐”，又名“摩睺罗”或“摩罗”，是以雕木彩装为底座的泥塑土偶，或用红纱碧笼装扮，或饰以金珠牙翠。“磨喝乐”或“摩罗”是梵语音译，本意为佛经中的神名，宋代七夕至此出现了佛教因素。
两宋时可以说是七夕节的鼎盛时期，全宋词中以七夕为题的作品超过百首，鹊桥仙更是成为佳作频出的词牌名。
织女星出现在头顶的夜空就预示着七月的到来，再加上纺线织布的习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乞巧、祭祀、求福的时节。至于牛郎织女来相会，那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此习俗的基础上，看到晚上夜空中银河的另一边也有一颗相对应的明亮的星星，然后经过天文观察，发挥自己的想象，编制了一个这样美丽的传说。从而将一个七夕乞巧演变成男女相会的日子，反映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
爱情是千古不衰的话题，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更有动人心弦的特殊魅力。反映在节日习俗中，西方有传统的“情人节”，中国有独具风采的“七夕节”。每逢“七夕”，民间姑娘和少妇有乞巧的风俗，又叫“乞巧节”。又因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者是女性，亦称“女儿节”或“少女节”。每当初秋晴朗的夜晚，人们坐在庭院纳凉时，仰望着深邃苍育中璀璨的繁星，常给孩子们讲起牛郎织女《天仙配》的故事，这个美丽的神话爱情故事，就是七夕节的来源。
七夕节在千百年的流变中逐渐产生了乞巧、祈佑儿童、祈婚姻美满、祈遂私愿等七夕习俗、仪式。其中，青年女性祈祷婚姻幸福美满是最重要的习俗因子。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