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成为古代核心的原因

如题所述

 汉代的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
  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考试不是必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称为选拔政府官员的唯一途径还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这是一个悠久的良性传统。
九品中正制是要改进汉末察举之颓风,汉末人口流徙,户籍紊乱,乡论不能行,于是以出身该地的贤能京官,评论当地之人士优劣,以代乡论;强化中央集权,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又能一定地调和地方势力。但地方无才,混淆考课铨叙与选举。到西晋中期,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八王之乱后,这种不公平现象曾经受到遏止,但到东晋后期又再度浮现,促成孙恩之乱。从南朝开始,面对寒人庶族逐渐越过九品中正治制的障碍,进入或混入士族行列,原本世家大族为防止庶族进一步假冒士族,便编写谱牒,谱牒学成为一门学问。
中正制多重家世,少看贤愚,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遇到战乱还能选出优秀人才;和平过久则造成社会风气浮靡,世族弟子终日清谈,不问国事。世族为维持门第血统,婚姻必择门当户对(英语:Homogamy (sociology))。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实现,此制终被废除。

大凡古代历朝的官员,大多是自幼入学,随之开始读书(经、史、子、集),目的是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的价值理念,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的习成,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同时,为官者通过读书提升了自我的品格,高远者更会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谓“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造就、成就了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与“讨个小”并列),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如果要追寻一下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大致可以有以下的解诠:即一、这是官员日常行为方式和士大夫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古代官员的选拔,依靠的是入仕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没有若干年寒窗下读书经历的人、没有对儒家学问有一定造诣的人,是不可能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这样一来,习惯使然,但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他们阅读的习惯,入仕以后也往往离不开书册。在官场,天下太平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则考量官员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后者是前者的铺垫和补充,很难想像一个有较好政绩的官员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官场的圈子中,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词章、风度、名望、口碑,等等,都是评价的标准,于是风气所向,读书以及文风的讲究自是水到渠成,而历朝执政理念的儒家学说也是强调包括读书等官员的个人修养的,这与其说是治理天下的理念,倒不如说是中国文化内核之中亟求学会做人的道德伦理要求,所谓家国同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读书无以养成符合朝廷对官员素质要求的条件。二、也是古代制度设计和保障的要求,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在上三代时还是一个世袭血亲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等级制社会时代,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也在不断地提升,讲求偃武修文、附庸风雅(如“周文”和“周礼”)成为制度文明的内容,经过秦始皇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建立和汉武帝实行察举制度,朝廷对官员条件的要求有了相对进步性和公平性,德行才学成为其中的标准,以至“唯才是举”、“唯学是举”,到了隋唐,遂成为公开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考察应试者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此后不读书者(不好读书者)不能为官成为定例,当然,这种古代士子的读书风气(与科举制度并为传统),其优劣亦并存,它带来对其评判的一定困难,好读书与好官并非能够成为正比,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好读书不尽然是好官,但劣官则一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此也无它,此类官员的主要兴致不在读书,而是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在他们的文化消费品中,书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三、时代气息和风气所向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以节奏缓慢著称,不过,仔细考察的话,历史上也时不时形成某种“读书热”的现象,善于自觉反省的官员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风气,是之谓“时代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在历史上的转型时期,更是屡见不鲜。这也就是说:古代官员执政,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之外,还依靠于汲取“间接经验”的阅读来提供自己给以智力资源和支援。

那么,古代官员的阅读,他们读的是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一部“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运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应当说,古代官员对读书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具体到这些“政治家”中的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印记,如一部《古文观止》中的《谏逐客书》、《过秦论》、《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卖柑者言》等,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读书故事。如北宋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后来相似的例子,如毛泽东嘱咐许世友四读《红楼梦》等。)

古为今用。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这固然是要他们加强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这是领导干部的职务所需,舍此无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策、管理水准和专业文化素质,而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的学习也在于提高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如此才能更好地尽职尽责。然而,如今也有一些不好的风气,有的官员陷于“文山会海”和无聊的应酬客套之中,远离了书香,尽管有所谓“博士群体官员”的现象,“博士”头衔其实与读书毫无关联,有之,也常常表现为浅阅读(时尚的快餐文化)、负阅读(专门汲取书籍中的负面资讯和负面“间接经验”,如《厚黑学》等,尤为“官场学”为烈)等等,而后者相比较于完全不读书的官员似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读书,不是为了志存高远,只是在追求官场亨通和声色犬马的享乐,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其劣者甚至还会根据自己的“直接经验”去“创造”一些作品(如“香艳日记”等)被人广泛“阅读”,这在此前的成克杰(有“书法”作品)等一些大案中都可以看到。

如今,我们党致力于建设“学习型政党”,中央高层也十分重视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学习和读书,温总理曾在多种场合倡议读书,一些地方的领导也确立和发起了“以书施政”的理念和“劝学运动”,秉持“告别粗俗、经世致用、提升自我”的阅读理念逐渐成为当下为官执政的信条。如果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那么,“一个国家的兴衰史也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在这中间,一个国家官员的读书兴趣和持久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前者的。(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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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3-10
按照现在的社会分析理论,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形成有其独特的成因,从文化上讲,是逐渐形成的治国儒教;从社会组织上讲,是科举取士,门阀门生,自成一派,派系林立,互相攻读讦,依附皇权,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体系;从社会阶级分析来讲,是中国独有的封建皇权制度下的乡绅自治体系的派生物。简单的说,就是地主阶级的为皇帝进贡的宠儿……。
有了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社会基础,就产生了中国士大夫这朵奇葩。到了中国明朝末年,这朵奇葩发展到极致,整个群体大规模集体投降异族,而这个士大夫阶层号称集体效忠的皇权代表——皇帝,孤家寡人一个人跑到山上去上吊自杀。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6-03-10
  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
  “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
  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第3个回答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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