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
没有技术含量的仅靠出卖劳动力的制造业.
比如说,许多国外的大品牌将加工厂设在中国,使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产品生产出来后运到国外,就成了进口产品.对于这些生产企业来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靠劳动力.
长期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但其内涵发生着不断变化。
从资源密集度来看，产业转移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
从附加值来看，由低附加值产业发展到高附加值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化纤业，到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炼化行业，再到兼具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机械、电器制造业，直到目前的技术密集型的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
1、为什么我们轻易地掉进“被污染的河流”？
传统工业高速增长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最严重的负面效应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中国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件。
2006年9月的洞庭湖附近水域，砷超标10倍；同年9月甘肃徽县的铅污染事件致使900多名儿童血液中铅含量超标，其中62名儿童被确诊重度铅中毒；
2006年11月四川泸州市的川南电厂燃油泄露，污染长江。国家环保总局的报告称，近年来伴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也出现了污染排放总量的持续增长。
2006年上半年，中国没有完成既定的环保目标，主要污染物（COD、二氧化硫等）的排放量不降反增。
环境恶化的严重性比我们面临的任何问题都严重得多。
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那么我们仍然会以单个的污染治理投资上马一个个的环保项目来评估环保的效果，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全然无助。这种环保的思维方式、资源消耗和人口膨胀将伴随着中国GDP增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从减弱。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搏击”中，我们从矿难与煤的需求关系就已经看到了这种搏击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正向其他领域漫延。例如，春运大潮和原油价格的上涨，从而使地方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疲于应付，我们的经济增长将会被环保所引发的问题所抵消。
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的GDP还不到5000万人口、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的英国的水平，我们却轻而易举地踏入了这条工业化的“污水河”。
2、只有造就绿色企业才会有绿色GDP。
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工业化进程上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以说“无为”而治。治理的速度还原不了原生态。在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灾难性的污染事件。如美国的伊利湖变成了死湖，中国的松花江污染。这些事件表明预防、保护和治理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治理无法“ 补偿”发生的过错，还是助长了花钱购买污染思想的形成。如果形成这样的市场机制，最终导致守法成本比违法成本更高，或者政府下令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污染企业被迫关闭，实际上都是“两败俱伤”无奈的举动。
然而，当联合国首次提出绿色GDP以来时，至今人们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绿色GDP的形成基础和战略组合，也没有考虑过企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依然按照自己的行政理念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辅助的手段来处理环境问题。因而，把可持续发展看成是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在统计数字上根本没有反应GDP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程度的比较数字。因而可持续发展仅仅成为一句口号，没有把国民经济的运行纳入到这一战略中来。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新的环保观，那就是先造就绿色的企业，才会有绿色的GDP。
3．经济增长应该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西方国家的生态和环境保护已经日趋好转，全球化的产业大转移过程中，连同环境问题一同在进行全球化的“运行”。面对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样用全球化的眼光来对待环境，而不是“以治理为已任”。产业的大转移，实际上也是全球化污染的大转移，如果仅仅是治理，那么我们的治理太局限了。即使中国全部的企业达到了“零排放”，我们13亿人口的资源消耗和对原生态的破坏、中国要在2015年内全面达到小康，中国人的日子并不会无忧无虑地过下去。
中国被污染的国土面积达到120万平方公里，江河湖泊自然生长的鱼类几近枯竭，大中城市的空气却令人窒息，“非典”、“流感”、矿难、春运大潮，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这都不是环境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政府行政的任务。
二、全球化对接产业大转移，但如何解决制造业的“环境转移”？
全世界有10多亿人口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他们只占人口的约六分之一，但消耗了全球75%以上的能源和其他资源。西方国家仍然是主要的工业废料、有毒物质、生活垃圾和温室空气的排放源。但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的特点，仍然尽可能地在产业大转移过程中将污染也一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必须有全球化的眼光和对策。
1、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尽管消耗如此巨大，但西方国家的污染相对来说并没有中国严重。美国、加拿大、英国仍然是工业化和生活环境良好同时兼有的国家。究其直接的原因，一是主要是把环境和企业捆在一起的经济模式。任何企业不可能超越环境法规自行生产，同时有非常严格的监控体系和有效方法。二是将重化工业和其他涉污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全球化的思想正好迎合了这一转移。三是以科学和合理的方法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其中包括对人口的控制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控制。
从2004年起，欧美国家已强制实行SA8000（傻8千）标准认证。SA8000标准认证是指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承担对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工、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要素，通过要求政府和企业有道德的采购活动手段来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宗旨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SA8000机制的启动，对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影响很大。事实上，目前我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服装、玩具、鞋类、家具、运动器材及日用五金等产品，都已受到SA8000标准的影响。这虽然有利于敦促我国制造业企业向关注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企业利润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必然会增大企业的发展成本，对我国劳动力传统优势有一定冲击，从而对我国制造业吸引产业转移造成很大影响。
2、产业转移和污染对接。
据魏后凯和王业强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趋势，导致目前中国大约3/4的制造业集中在东部少数地区。
反观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正好“对接”了西方的全球化需要的那一部分“污染转移”，没有能够考虑产业转移是随同污染转移同行或伴随的。仅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承接了全球70%的生皮加工产业，因而生皮加工的全球污染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因此，中国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以及资源消耗在政策和方法上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左右为难，无从应对现有的中国出现的环境问题，更协调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迫切心态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之间的关系。中国正在按经济增长-——城市化-——特大型城市-——城市区域圈的方向前进。在未来15年，将有超过三亿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居民的小汽车占有量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任何想要对环境有所贡献的人们都会感到环境的压力太大了。解决的办法只有把科技的力量纳入到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中去，同时改变经济增长的方法和人们的财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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