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3-07
沈从文(1902年—1988年)，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县人。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是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部大书给他的。
凤凰城墙外绕城而过的清澈河流，是他儿时的乐园，给予他无穷的享受。他与小伙伴在这里游水嬉戏，也常常在河滩上看见被处决犯人的尸体。这美与野蛮的奇异组合，都对沈从文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沈从文十五岁当兵，五年行旅生涯，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沅水流域。河水不但滋养了两岸的生命，也滋育了沈从文的性情。所以，他的小说、散文，大都与水有关。可以说，对水的生命体验，培养了沈从文特殊的审美心理，转化成他小说优美的诗意。
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只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的他，最终只能在北京大学旁听，后来一边在香山慈幼院打工，一边勤奋写作。在他生活最绝望的时候，曾写信给郁达夫求助，郁达夫登门看望了这位衣衫褴褛的湘西青年，慷慨解囊，并写下激愤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924年，沈从文迎来命运的转机，他的作品陆续《晨报》、《语丝》、《京报副刊》上发表。四年以后，当他迁居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创办《红黑》杂志时，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随着创作的渐入佳境地，他在社会上也渐渐有了令人羡慕的地位。 但是，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他与“城市”的隔膜，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和所谓文明教养的差异，最根本的，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后天无法沟通的天壤之别。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他每天坐在屋中，耳朵里听到的，却不是都市大街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牛角声……
在沈从文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要为现代的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情，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要展现这种人生的境界，为民族灵魂的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方案。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们需注意的是，沈从文所醉心的人性，与五四启蒙主义崇尚的人性是有区别的。沈从文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状态的人性；与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灵的自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
沈从文有一部分小说是写都市生活的，如《第二个狒狒》、《如蕤》、《八骏图》等，这类小说讽刺性强，但流于表面化；他还有一类小说，在展示湘西原始的民风和朴素的人性时，暗带对人生的些许哀怜，如《萧萧》、《丈夫》；而《月下小景》、《菜园》等，则对愚昧的习俗和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批判。但真正奠定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是《边城》这一类“牧歌”小说——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旨在展示淳朴的人性和理想人生情态。这些小说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为我们营造出一派沈从文式的理想世界，宛如清新悠远的牧歌，倾诉着沈从文对湘西的眷恋，对自然的感怀，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理想境界的想象。沈从文特殊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观念，在这类小说中，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是沈从文小说中最隽永的部分。
1943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家人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说在这种极其朴素而又娓娓动人的语调中开始叙述，一开篇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宁静古朴的湘西乡间景致。小说叙述了女主人公翠翠的一段朦胧而了无结局的爱情，但爱情却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翠翠是母亲与一个兵士的私生子，父母都为这不道德的、更是无望的爱情自我惩罚而先后离开人世。翠翠自打出生，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爷爷、渡船、黄狗。沈从文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翠翠与爷爷孤独清贫的生活，却尽量展现他们与自然和乡人的和谐关系：近乎原始的单纯生活，淳朴自然的民风，善良敦厚的本性，与那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的翠竹、白日喧嚣夜里静谧的渡船一起，构成一幅像诗、像画、更像音乐的优美意境。
文学创作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15岁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街》《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历史研究
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湖南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一书中还记载过沈从文晚年主要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指出沈从文晚年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在研究中国古代铜镜战国镜方面，沈从文《铜镜史话》指出：“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见称，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成熟，楚镜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种。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常称为‘淮式镜’。解放七年来，因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它是楚国的产物，叫作‘楚式镜’比较正确。从现实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丰富镜子装饰艺术，无疑有过极大的贡献。”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