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我们看到了生态伦理观念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典型人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下面我们就选择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展示其人生的经历和对生态伦理的实践过程。
彼得·辛格，1946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法律、历史和哲学，又在牛津大学追随海尔研究哲学。辛格是著名伦理学家，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1977～1999年，他在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担任教授，后又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生命伦理学教授一职。
1973年4月5日，彼得·辛格在《纽约书评》上撰文，首次提出“动物解放”一词。辛格在这篇文章基础上写成的《动物解放》一书，于1975年出版，“动物解放”一词由此深入人心，并成为30多年来风起云涌的动物权利运动最为响亮的口号。《动物解放》一书从1975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英文版的重版多达26次。
几十年来，辛格一直与旨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贫穷、保护环境、改善动物生存环境和争取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组织合作。当他还在墨尔本上学时就参加了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这一经历促使了他写成第一本书《民主和不服从》。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辛格就关注动物的生存状况，并成为动物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积极参加政治生活，是澳大利亚参议院绿党的一名候选人。辛格的道德哲学直接和他献身于一种伦理生活相联系。《动物解放》这本书是他对动物解放运动的重要哲学贡献，被认为是“动物解放运动的圣经”。《实践伦理学》一书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选入世界一百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辛格也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在世的哲学家”。
辛格认为人们应该不仅仅为此刻活着，也不仅仅根据个人喜好活着，而是去过一种具有更广意义的生活，它要求献身于所有有感受能力的生命的福祉和环境保护之中。在《我们要如何去活？》一书的前言，辛格对他是怎样开始伦理学研究这样解释道：
当我还是墨尔本大学的研究生时，我就对这本书的主题产生了兴趣。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我应该是道德的？”。其后我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里花了25年的时间研究和教授伦理学和社会哲学。在那个时期的早些时候，我参加了反对越战的活动，它构成了我的第一本书《民主和不服从》的背景，它是关于不服从不义法律的伦理问题的探讨。我的第二本书《动物解放》则是讨论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本书在促进动物解放成为世界范围的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作用。
辛格的伦理学的实践性非常强。他的论著《道德专家》是实践伦理学的开山之作，勾勒出了伦理学发展的新时期。辛格的伦理学是建立在普遍道德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些原则被泛泛地阐述为功利主义原则。他更关注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动机或遵守规则。
当辛格提出他的实践伦理学时，他是在向伦理学的整个传统挑战，而不仅仅是否定当时的伦理学正统。辛格对实践伦理学的强调和他对伦理生活的理解在关注焦点和途径上都与古典的道德理论明显地区别开来，立足于一种排除形而上学体系和哲学的先验思路的全新根基，辛格指出2500年来的哲学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能被普遍接受的伦理哲学。
辛格的观点并不是出自他对现实的迫切需要的回应。在寻找对现代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法时，他诉诸从柏拉图、阿奎那、边沁和西季威克直到海尔悠久的道德哲学传统。比如，他的第一本书《民主和不服从》中，在考虑触犯法律是不是正当的问题时，辛格参考了苏格拉底在《克里托篇》所论及的守法的种种理由。在讨论何种程度上我们有道德责任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时，他引用阿奎那的话说：“所有富裕的人出于自然的权利都应把剩余的一切东西送给生活困难的穷人。”他保留和重铸了金规则的基本洞见，重新肯定了价值普遍性的重要性，并强调在我们所有的伦理探察中理性的不可或缺性。辛格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
辛格对哲学的研究并不是局限于思想的某一派，而是广泛地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文学和哲学的整个传统融合了起来。辛格研究伦理学方法的一个长处是，他把诸多立场的道德洞见整合起来，而又没有落入漫无边际的说教。从印度和中国到伊斯兰的道德哲学传统，存在一个伦理价值的共同核心，这个共同的核心也是建立在辛格的实践伦理学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的实践伦理学中有一种内在一致性和一种充分发展的前后一致的道德立场。辛格对道德哲学的贡献在于他把宗教洞见、道德哲学和进化论强有力地综合在一起，并在哲学上达到了一种稳健的实践伦理学。辛格深深的道德责任感和他清晰、迷人的风格足以说明他何以在学院哲学和普罗大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辛格哲学的特色不仅在于他坚持不懈地把伦理推理、减少痛苦和灾难的价值付诸实践，还在于他对扩展伦理思考的能力。辛格对生物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博弈论所积累的伦理相关性证据的评价丰富和阐明了在何种程度上伦理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被事实赋予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