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所言“格物”极为重要，人若欲修齐治平、明德于天下，“格物”是基础是前提是根本性的功夫，是“大学之道”的基石。“格物”不当则“致知”不明；物有所未格，则知有所不明。对一个如此重要的哲学教育学范畴，历史上诸家训释聚讼纷纭，却未能刨根问底，彻底诠释，正如北宋司马光所批评的“未尽古人之意”。
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句话大概并非特别深奥的语言，故而用不着什么解释。但汉代以降，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人们对它的解释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东汉郑玄为《大学》作注时，对“格物”解释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大学》，《十三经注疏》本。）这种把“格”字训为“来”，将“格物”训为“来善物”、“来恶物”的解释，是有悖于《大学》作者原意的。对此，章太炎曾尖锐地指出，若遵循郑注，则“因果相倒”，因为《大学》本文的顺序是“物格而后知至”，而郑注以为“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将“致知”置于“格物”之先，不合经典原义[i][i]。
司马光在《致知在格物》一文中阐释“格物致知”之义时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犹捍也，御也。能捍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也矣。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他以“捍”、“御”训“格”，认为人只有捍御外物之扰，然后才能认识大道。在致知思路上明显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司马光认定“格”字的意思好象“御”字，而没有解释为什么“格”字会有这种意思。由于缺乏文字学方面的考据，该说略显突兀。他自己不同意郑玄的解释，认为郑说没有彻底弄明白古人的意思，究其实，司马光的解释也并非《大学》本义。
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程颐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若日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ii][ii]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大学章句·补传》）程、朱都将“格”解释为与“穷”义近似，即推究、穷尽的意思，亦并没有交待训“格”为“穷”的原委。
王阳明说：“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六）又说，“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同上）在他看来，格物就是正己意，致知就是致良知，皆纯属内省的功夫。
清初颜元将“格物”之“格”当作“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 （《习斋记余》卷六），是主体对客体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改造活动，其目的是务期实用。
王夫之认为，最切近格物本义的当属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他说：“密翁(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iii][iii]关于质测之学，方以智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iv][iv]方以智“质测”的特点在于，重视实地考究、分类认识、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熊十力在《原儒》中论及格物学时说：“假定万殊之物界为实在，而分门别类穷其理者，是为格物学之观点（古之格物学，犹今云科学）。”
统观前贤对于“格物”的诠释，训“格”为“来”、“捍”、“御”、“穷”、“正”等等，一定程度上皆属于猜测，缺乏古文字学方面的刨根问底的考据，尚未达诂。唯有被王夫之所推崇的方以智的“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的质测学方法，近于《大学》“格物”本义。熊十力的“分门别类穷其理”的训释也比较接近经文原义。但是王夫之和熊十力都没有进一步阐明何以“格物”当作此训。看来，要逼近《大学》“格物”之义的本原，还“格物”本来之面目，可以转换研究视角，寻找新的证据。在这方面，小学“右文说”为真正了解“格”字本义，进而把握《大学》“格物”的原貌提供了可能。
是非浅见：《尚书》在前，大学在后。格物关键在格之意，由《尧典》知格者意思为到、充满也后来引申出纵观全貌，宏观总览，细节具知谓穷究之意。在先秦时代，《书》经都通，故无疑问也。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尚书。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