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海外华侨社会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相对宽松的活动场所，如果离开华侨的支持和参与，其革命活动将会失去依靠。海外华侨一直与国内的侨乡和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乡谊和宗族的纽带并没有因为时空的阻隔而断裂，华侨的爱国之心历久弥坚，从而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海外侨民。从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主体来看，孙中山依靠的主要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移居海外的第一代华侨，他们既关心国内政治变革，又比较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因此成为海外华侨之中对国内政治发展最为关注的活跃力量。例如，在1894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之中，最初入会的20余人均为华侨，其中有工人、工厂主、银行经理等。可见，华侨是孙中山革命组织的支柱之一。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之所以得以开展，得益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华侨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海内外革命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05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同盟会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近80个总会和分会，会员约3000余人。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思想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形成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组织机构获得充实，人员数量迅速扩大，经费筹措有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大力支持和参与武装起义
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参与，可以归纳为三种方式。
首先，慷慨解囊，资助革命。革命党的经费大多来自海外华侨，这是辛亥革命的一个独特现象。虽然众多华侨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但仍慷慨相助，对革命寄予厚望。华侨孙眉、邓荫南、萧竹畸等“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且尽贷其田产，得数千金，借供运动经费”。有的华侨商贩将半生积蓄数千元捐出，尔后“每日恒以所得投入扑满（即反对清政府——引者注）中，贮为捐助革命之需，时人闻而义之”。孙中山赞誉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1911年2月，黄兴、赵声、胡汉民联名致函冯自由和致公堂，对华侨的义举表示感谢：“经济问题自得尊处巨款后，亦已解决过半。若美洲如旧金山埠等皆能实力相助，则成功必矣。尊处同志闻系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洵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感服。”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有以下特点：1.无私捐款，竭尽全力，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2.从人员构成来说，遍布华人社会各阶层，既有普通劳动者，也有工商巨贾；3.地域广泛，遍布于东南亚、美洲、澳洲、非洲和欧洲等地。
其次，创刊办报，宣传革命。为了使华侨及时了解国内情况，摆脱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影响，革命党在华侨中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革命派的影响力，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孙中山指出：“欲唤起国民及不为康、梁所惑，首须创立宣传机关。”兴中会会员、马来亚华侨陈楚楠和张永福认为，欲“提倡革命，非借报馆为喉舌不可”，以此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为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了解、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正面资讯。例如，1909年，加拿大温哥华致公堂首领陈文锡、黄壁峰等人“感于革命潮流之澎湃”，创办了《大汉日报》，与保皇党的《日新报》进行论战，双方共发表文章200余篇。革命派华侨创办的刊物为广大华侨提供时事资讯，激荡思想潮流，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侨放弃了保皇思想，接受了革命主张，踊跃参与到辛亥革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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