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女性文学的发展
女性文学虽然也称为女性解放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但根据郑英子（韩国文学批评家）的看法，女性解放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都只是女性文学领域中的分支，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
虽然西方正式开始关於女性文学的争议具有很长的时间差，但都是指从英国作家维尼吉亚▪
沃尔夫（英）的《自己的房间》（1929）和西蒙▪
波伏娃（法）的《
第二性》（1949）的出版为源头。此後女性文学的争议经过对玛丽·埃尔曼(Mary Ellmann) ，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等人的女性形象批评后，从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的《性政治》（1970）开始具有理论和批评的力量，後期通过受到构造主义（特别是雅各·拉冈的理论）和解体主义（deconstruction）影响的法国理论家的“女性写作（
海伦 西苏(Helen Cixous) ）”理论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综合这样女性文学的争议将女性文学分为三个阶段：①较长时期模仿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阶段(Feminine)；②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和价值，包括自治权的要求(Feminist)；③从自我发现到赋予女性经历以特性的阶段(female)。
在这一界说之下，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本。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女性文学充分表达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奇特理念，完善人性本身精华，展现各阶段女性充当的角色，挖掘出灵魂最深处的独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那些呐喊、那些彷徨、那些轻浮、那些坚强，体会着女性独有的信仰理念。
文化符号
女性书写已成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文化符号
我们已经开始从文学中分出性别，并定义出“女性文学”这样的概念，开始看出文学性别的差异对文学与人生的影响。“差异”的概念来自于被认知物与记忆的对照，这种对照其实是对旧有的遗留的文学常识的反思。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这种差异的推进和认知中不断向前的。
中国百年文学中，大量女作家的涌现和大量妇女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学关注，大量两性关系的乡村化都市化和欲望化的多重叙述和多元描写，女性从肉体哲学到灵魂鞭笞，从“拷红”到“审男”乃至于
阿Q与吴妈的原初欲念都一一在这种差异中显示着文学的诗学表达，显示着两性文学关系中的深度差异，正在成为文学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但是，从女性的词根出发，对之的文学定义其实是大有问题的，貌似尊重而将事关女性性别的文学，从创作到实践都与男性特别区分开来，谋求差异求得平衡以显示公允。看出差异是一种进步，而差异本身则是一种歧视。因之女性文学的定义也就问题丛生—这是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错误—是指作者性别，不涉其余？是指文学题材、女性意识？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文学史中并不鲜见这样的现象：一是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毫无二致，二是男性作家照样可以写出女性意味或
女权主义的作品，如
郁达夫、叶灵凤等；女性作家也不乏写出阳刚粗犷毫无女性意识的作品，如草明、
刘真等革命作家。
(故“女性文学”更为准确的定义应是“女性书写”，这是社会开放和文学进步予女性的文学尊重，也是现代社会文明通过文学表述，窥视两性差异以走向和谐的理性补充。而把女性问题囿于女性作家性别视野之内，这恐怕不是女权主义的旨意。)
问题不在于由谁来书写，在男权时代，女性写作被当作反抗男权的证明，而在女权时代呢？作者的性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主张男女平等而又性别文明尚在消长的现代社会，女性书写才彰显出它独特的意义。也就是说，女性书写本身已然超越自身而成为一面旗帜，一面争取独立平等的旗帜，一个表明社会性别文明程度的文化符号。
女权运动
法国革命唤醒了女性的觉悟，提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19世纪末，美国英国发生了争取妇女参政的运动，第一个目标就是争取选举权，然后是争取在教育、文化和工作上的平等。到上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
1987年12月30日西班牙《终极日报》载文《世界女权运动》：“教育界已不再是男人的势力范围，进入大学的男女同学之间的比例逐渐趋于平衡，妇女已认识到受教育是寻求职业的必由之路。20年前主张性解放的妇女，现在发现自己成了男人满足欲望的工具。因此，她们甚至组织起来反对选美，认为这是对妇女的侮辱。在一系列问题上，需要做出明确判断。全世界的妇女都知道，她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然而目标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男女平等。”
这种描述的基本轨迹至少表明了如下倾向，女权运动在多年挫折和反复之后，从开始时注重对自身以外的条件进取转向女性自身，包括对社会生活、家庭角色的体验，转向内心生活需要。这种转向，启示我们对以往女权运动做历史检讨和清理。女权运动，究其实是争取在社会生活同时在心理需求上与男性取均衡平等的权利。这种争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男性被当作“物种之范”的质疑与反抗。男子在所有神话里被看作具有规范性，而女性则是这一规范的变异和离差。男子是主体，女子是他体。男性对女性的所有作为，其动机都在“收回”，而女性作为肋骨，所有的被动都在于“回归”。这就是男权理论的最古老注脚和男女关系的哲学解释。依照这种认知，假如把女性比做
左撇子，则女性是生活在为右撇子创造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男性代表着规范性。这种观念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在人类社会许多文化行为中可以找到例证。
在英语里“男人”这个词可以作为人类总称，
日文中“男人”的语意为“主人”。中文古代汉语中没有“她”这个字，女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语言领域中，其存在由男性代替着，这种语言现象尤为深刻地证明男性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全面侵略，而女性以一种
集体无意识接受了这种侵略和渗透。这种深层意识在男人那里也处于自觉的超稳定状态。历史这样安排了男人在一切方面的优势。可是，稍有古代历史文化常识的人都清楚：所谓男性范本其实是漫长男权社会的结晶，并非有充分的生物学根据。而男性范本的神话，在不同文化时期里，也是处于变动状态的。
这种历史变动在文学中以抛物线式轨迹展示着它魅人的况味。
人类是在女性腹腔中发源的，
太古初民对女性的神圣崇拜，编织母权中心的漫长岁月。中国最早的神话
《山海经》狞厉地记载着中国第一个女神
西王母的威仪，这是初民宇宙观中众神之首的伟大形象。原始时代的西王母是母氏社会的女神，她从原始神话的半人半兽，至魏晋铺张成为群仙之首，至此完成了最后的演化，此后再无发展。这至少可说明母权岁月的遥远追忆，浸润了漫长的历史年代，在被父权制代替之后，文学对之依然记忆犹新，但在日渐强大的男权面前，它渐趋黯然，渗入了当代人的思想。
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变动彻底抹去了人们对母权岁月的最后记忆，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沉落在神话的演化中表现得十分彻底。漫长的母权岁月消弥在史前的混沌之中，而自有文明史以来，男权优势一直在左右着历史的发展，女性由神圣转为邪恶，作为这发展的反面，在神话中被改写，在现实中被反转。希腊神话“
潘多拉盒子”，夏娃成为万恶之源。这些以男权中心为依托的神话或教义，无非都是在强调现实中的男性秩序。男性为中心的神话，它在现代文明社会已销声匿迹，但作为一种非意识思想意识，它时时在支配着男性甚至女性的心理和行为，成为知和行的无形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