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个时期能与志怪小说并驾齐驱的只有志人小说。志人小说，又称“轶事小说”、“清谈小说”，主要记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
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的本质区别，在于志人小说是以人间故事、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是借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史传中记载的人物言行片断等手段，不断发展而成就自我的，这些志人故事虽短小，却也传神动人。
与志怪小说一样，志人小说繁荣既有其文体自身原因，同时也是受外部环境影响作用的结果。首先，志人小说是先秦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影响的结果。这些寓言故事和历史散文中一些关于人物言行举止、行为琐事的描写，深深地根植于魏晋时期许多文人心中，文中描写的高超艺术手法也为魏晋六朝文人所借鉴。
其次，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情况也有利于志人小说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崇尚清谈，喜欢品评人物，实际上是受东汉时期的影响。东汉中期，士人之间，多重“品目”。所谓品目，就是品评、衡量人物的优劣高下，品评标准就是人物的言谈行为。
当时的朝廷凭借议人取士，就是重视人物评议，凡被称誉的人，均可以获得“孝廉”、“贤良”之名，被朝廷征用，以此步入仕途，所以一句话就可能决定着一个人的成败与否。而那些没有得到“孝廉”、“贤良”之名的人则很难进入仕途，甚至会遭人唾弃。这种风气盛行的同时，也使得士人的各种琐事轶闻流传一时，这就为志人小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素材。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经义，他们抛弃所有事务，只谈玄理，这就是“清谈”之风。文人名士将这些品评人物和清谈言辞收集整理，编撰成书，就是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记述人物言行和琐闻轶事，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3类：笑话、琐言、轶事类。因为这时期的志人小说有很多都是琐言与轶事兼载并记的，所以常将二者合为一点阐述，称为“琐言轶事类”。
笑话类志人小说多讲述幽默诙谐并带有讽刺意义的小故事。先秦寓言、两汉的史传中，就包含了许多笑话类的故事。
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用生活中荒诞且不合常理之事来提示矛盾，启迪思想，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正是所谓的将教育蕴藏在娱乐当中。
好的笑话要贴近现实、褒贬得当。我国的笑话来自民间，民间笑话的第一次搜集、整理并编撰成书，是由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邯郸淳完成的，他的著作《笑林》是我国笑话类小说的首部，也是第一部志人小说。《笑林》所收的民间笑话，反映了一些人情世态，生动有趣，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
琐言轶事类志人小说是志人小说的主体，其内容要比笑话类志人小说内容要丰富许多，其中有记述东晋至南北朝文人名士的言语及琐闻轶事的；有记述当时上层妇女言行品德，讽喻其妒忌行为，提倡无嫉之德的。这类小说主要有《语林》、《郭子》等。
此外，还有载录具有小说意味的民间故事的；也有描述野史性质的短小故事的；更有记录当时名人士族的玄妙清谈、怪异嗜好及各类遗闻轶事，从而表现他们的人生态度、文化趣味的。这类小说代表作是葛洪的《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主要记述西汉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些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故事，卓文君故事。
另外，从艺术角度看，琐言轶事类志人小说要超过笑话类志怪小说，其内容多姿多彩，语言之精妙，文字之传神，也是笑话类志人小说所不及的，一直被人所津津乐道。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了一部志人小说，这部志人小说称为《世说新语》，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其成就和影响最大，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最高峰。
《世说新语》全书共收1000多则故事，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它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年间一些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对统治阶级的政事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涉及。
通过这些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乃至精神世界。其中有不少批判黑暗现实、讽刺奢侈淫逸、赞扬智慧和善良的记述。
《世说新语》语言质朴精炼，有的就是民间口语，言简意深，耐人寻味。记载人物往往是一些零碎的片断，但传神地表达了人物的个性。书中随处可见出色的比喻和形容、夸张和描绘。
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相比，志人小说缺乏志怪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幻想，以及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因此，志怪小说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更容易发展成更高级的小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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