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要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岁余未决。为何?高祖刘邦与武将之间意见相左。高祖以文臣萧何功劳最盛,武将认为自己披坚执锐,攻城略地,置生死于不顾,始有汉氏江山,而萧何未尝有汗马功劳,仅凭只言片语,文墨议论,便居于武将之上,这不是让众人寒心吗?
帝王之术的核心在于平衡 - 城市13行诗 - 停 格
就我而言,那些武将的话确是义正言辞。别人将命交付与你,开辟了这大汉江山,在功成之后,奖赏竟不如一个只会动嘴皮子,对王朝的建立毫无实质性建树的文臣,这确实说不过去。面对武将的指责,我们且听听高祖的怪论。
高祖只微微一笑,问道:“诸君可知打猎?”武将不知所云,只答道:“知道。”高祖又问:“诸君可知猎狗?”武将更不知所云,又答:“知道。”高祖看群臣都上了他的套,就笑着说:“打猎之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踪指示的却是人。你们这些武将,只是些追杀野兽的‘功狗’罢了,而萧何,却是发踪指示的‘功人’,‘功狗’又如何能与‘功人’争功?况且诸君追随于我,一个家族不过二三人,人家萧何全宗数十人都追随于我,忠心可鉴,功不可忘,在忠心方面,你们又如何与萧何相争?”群臣哑然,皆莫敢言。
高祖刘邦的言语并不高雅,然而比喻却是十分恰当,但我并不认为结论正确。其实,“功人”与“功狗”,文臣与武将,指示与行动,规划与实施,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功劳难分高下。而一个帝王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际的迫切需求,对一个已经平定的王朝而言,“功人”确实比“功狗”有用得多。
正所谓: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在战乱四起之时,英雄辈出,武力唯尚,武将的效忠对帝王而言,是振奋之药剂,救命之稻草,而文臣只是武将的陪衬,是帝王怀中的锦囊,相较而言,救命稻草比锦囊更实际可靠。但到了治世,特别是开国之初,由于王朝正处于草创阶段,武将手中的兵权已成为帝王的忌讳,曾经的救命稻草由于时局的变迁转化成威胁,武将也由曾经的兄弟变成帝王的眼中之刺。而同时,文臣对帝王的依附关系并未改变,文臣的权力,是帝王赋予的,也就是帝王权力的复制,离开了帝王这个权力之源,文臣一无是处。帝王正是估摸出文臣的依赖性,就极力支持或培养文臣,羁縻武将,崇文抑武,利用锦囊拔去自己的眼中刺。
崇文抑武的平衡之术
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的一部分。纵观整个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帝王能够尽量容忍文臣在道德上与政治上的批评与进谏,却决不能忍受拥有实权的武将指手画脚,帝王的权威或许源于道德,但帝位的保持绝对在于兵权。但由于帝王一人分身乏术,兵权只能分派给诸将,因此,地方诸将势力成为帝王的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帝王使出浑身解数以控制兵权。
其一为笼络武将。帝王对武将的笼络,是在自己的容忍条件下给与武将名,位,利,同时还有表面上的信任。例如唐玄宗对安禄山的笼络,不仅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这是唐朝将帅封王之始,还在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邸,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甚至在安史之乱前夕,有人言安禄山将反,玄宗就将此人缚送给安禄山,以示自己的信任。尽管唐玄宗的笼络由于历史的捉弄而失败,但他的笼络策略还是有借鉴意义的。而这种笼络手段,对帝王而言,是风险与利益并存的。
其次为降低武将身份。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武将的地位是低于文臣的。我们俗语有云:“好钉不打铁,好男不当兵。”在中国古时候,甚至在当今,都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当兵是可憎可怕的。其实,这不仅是民间的看法,在朝野中也根深蒂固。同样是一品大员,文臣实际地位要高,甚至有的武官要向官阶较低的文官磕头。当武将的身份与前途较文臣为暗淡,再加上民间传统的歧视,武将的集体素质就不高,素质不高,就加深民间的歧视与文臣的鄙视,如此循环,恶上加恶,武将在民间的威信倒台,在中央的势力式微,自身素质低下,从而帝王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便于驾驭。
再次是分化武将职权。在中央里,帝王将兵权分散,各职一处,互不直辖,帝王作为总负责,隔岸观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武将之间,矛盾与利益的不协调,只有在帝王那儿调节,帝王从而掌握矛盾与冲突的焦点,适时通过权力的分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在地方上,帝王通过派遣文臣掣肘地方武将。从上文之中,我们分析出帝王由于对文臣依附性的了解,适当加以培植,使其成为自己安插与地方的棋子与眼线,而文臣也通过成为帝王的心腹,名利双收。这种文臣与帝王之间互利共赢的局面,是两者心照不宣,协调合作的结果。文官通过控制地方军队的关键权力,如人事任免权等,对武将行动加以掣肘。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是武将一厢情愿的梦想,试观中国历史,“在外不受君命”的武将,又有几人能得善终?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于中央控制力量强大的基础之上,不然,派遣的文臣只不过是一种摆设,一具架空权力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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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王把武将势力消磨殆尽,自身在国内权力进一步巩固,然而,每一种措施,受益与付出同时存在。在武将势力殆尽之时,王朝也面临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自身边防实力的衰退。就以北宋一朝而言,宋将武将权力回收,虽有效地预防了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但北宋一代军事实力的式微有目共睹,面对辽与西夏骑兵的攻击,北宋军事边防一溃千里,经过几十年的收拢兵权,北宋已形成朝中无名将,帐下无勇兵的尴尬局面。这种军事式微的局面,导致中国并不重视对外扩张,而着重于自身国内统治,中国的国风也由汉唐的张扬转变为两宋的内敛。
武将就这样与文人一样成为帝王的附庸,“功狗”与“功人”一样,成为帝王百年一统江山的棋子。
因此,高祖刘邦所谓的“功人”,“功狗”之说,只是一种借口。作为一个帝王,他的一切赏罚只是一种姿态,表达自己的喜恶,让天下人揣摩,从而达到自己无需赘言,懂帝王心思的人已趋之若鹜,而不懂之人就会觉得帝王高深莫测。高祖以萧何为功首这一姿态,不仅是对萧何一人的重用与嘉奖,也是对以萧何为代表的整个文臣集团的抚慰与重视。这举措就是想要表达,在治世,武将曾经优越地位将让与文臣,指示者将居于寻猎者之上,劳心者将统治劳力者,在“功人”与“功狗”之间,帝王更喜欢“功人”。而那些武将并没有察觉由于时代的变迁,自己在帝王心目中的转变,也未察觉自己的功能在和平时期的萎缩,当他们不识时务,仍旧以功臣自居之时,就不免遭到高祖“功狗”的嘲笑。
其实,无论对“功狗”还是“功人”,这都是一场悲剧。一场在帝王思想浸淫之下中国人的悲剧。
对“功人”而言,他们一生最远大的抱负是科举入仕,为明君辅,他们将自己深深置于帝王的股掌之间,并怡然自得,洋洋得意。因此,他们的一切,如名誉、荣耀、地位、身份,都掌控于帝王手中,他们已不再是自己,已失去了自我。对于“功狗”而言,他们受帝王外表上的笼络与内心的排斥,却始终对帝王抱有一份期待,偶然一个明君,成为他们对自己愚昧的宽宥,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他们抱着这份期待,走进了历史的坟墓,却死不瞑目。对帝王而言,时局是一盘围棋,“功人”,“功狗”只是成就千秋帝业的棋子,无论黑子胜出,还是白子胜出,赢者总是独自下着这盘棋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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