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
早在秦朝，便已立有极刑惩处的有关条款。
《史记·始皇本纪》中便有：
“有子而嫁，倍死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浩诚，夫为寄之，杀之无罪……”。 在这个刑法中，仅对“私通”定以极刑，且可“人人得以诛之”，格杀勿论。可以不告而杀，私刑亦合法。
汉朝：
到了汉朝，亦延续秦的法律，犯奸必杀。而汉文帝似乎又仁慈了些，除了杀头，又添了较“和缓”的肉刑：宫刑。而对于男人来说，这和死刑差别不是很大。
唐朝：
而唐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的文明程度也在进步。于是，在对待“私通”的问题上，从重罪交成了轻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按唐律： “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疏议曰：“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
宋朝：
宋朝延续了唐朝的法律。
元朝：
元朝的皇帝在中国的皇帝中，更欣赏秦始皇。于是，他来了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扬“国粹”，严打重罚。于是他又重新允许私刑，本夫不仅可以捉奸，且可当场杀死“奸夫淫妇”。除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新的补充规定，如《元史》一百零三卷《刑法志》中说：“诸和奸者杖八十七。” 看来忽必烈的后裔们更喜欢肉刑，他们从肉刑中能获得更大的满足。并且还规定，女人在挨打时，要剥光衣服打。（“去衣受刑”）以示羞辱。也就是说，对于常处于被动的女人的惩罚，比男人更重。行刑者、监刑者和观刑者在这种场合一定是很惬意的。
明朝：
通奸罪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在政治上和经济是都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在处罚“私通”上却望而却步，沿袭了元朝的法律，除允许本夫捉奸（《问刑条律》刑律二人命）外，并可在当场杀人无罪。（《明律集解附例》九·刑律一，人命“杀死奸夫”）。而通奸的处罚： “无夫奸杖八十，有夫奸杖九十。” 比元朝还多加了三杖。不仅如此，还沿袭了对女人的“去衣受杖”。 “其妇人犯罪，应决杖者，奸罪去衣受刑。”1542年2月13日一国外女人犯通奸罪遭斩首
清朝：
清兵入关，明朝覆灭，大清代替了大明。尽管中国这块神州大地天翻地覆，神器易主，改朝换代，然而自秦汉以来的“国粹”却依然故我，巍然不动，这倒也是一个罕见的奇迹。清朝的法律沿袭明朝和元朝的法律，允许私刑，允许捉奸，并可当场杀死通奸男女，（《大清律例》二六、刑律，人命，“杀死奸夫”）。 通奸也和明朝一样，“杖九十”（ 《大清律例》三二、刑律，“犯奸”）。一杖不少。
这里还须补充一笔的是，自明朝以来，又多了一种“刁奸”罪。如将其译白，大约与现代的“诱奸”一词含意相近。明朝规定：“刁奸者，杖一百。”多了十下板子。清朝的规定是：《清律小注》“刁奸者，不论有夫无夫，俱杖一百。既有夫有弃而外淫，故加一等（即有夫者加二十杖）”。罚后，奸妇可由丈夫转卖，却又标明不准买给奸夫。在这一点上，明、清两代是一致的，是不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经查,这条法律，两千年来，中国无异其理论的基础还是《礼记》中的“既嫁从夫”、“从人者也”。或划归班固所著《白虎通》中所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
女人绝不能有其独立的人格，不能有其自己的好恶，更不用说独立的意志了。她的丈夫（即她的主人）可以把她卖给任何一个人，唯独不能给她喜欢的人！ 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觉醒。
民国：
通奸罪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那年三月颁布的《暂行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九条，关于“通奸罪”作了如下规定：“和奸有夫之姓者，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奸者，亦同。” 所谓“有夫之姓者”，即有夫之妇。而这个法律规定巧妙地利用“法定有罪”的原则，形成了“网开一面”，即不规定地规定了未婚女子不存在通奸罪。这不能不视为如同中国人剪辫子一样，是一个可以吓得那些道学先生们屁滚尿流的叛逆行动。中国毕竟没有皇帝了，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刑法》又作出了新的规定：“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此罪的处罚又减了一半。直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颁布的《刑法》中才在“通奸”上出现了对等的处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相奸者，亦同。”
台湾地区目前沿袭民国法律的规定。
新中国：
然而，直到解放后，新的《刑法》颁布之后，才真正地废除了“通奸罪”。而将“通奸”的问题纳入道德范畴予以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终结。中国人对这一问题本质的认识花费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时至今日，“持刀捉奸”仍然是中国人处理这件事的形象。
至今也还有人大代表呼吁在《刑法》中应写进处罚“通奸”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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